由于占据关键工序的卧加彻底丧失动力，车间一半以上的加工制造被迫停滞，连带着当前批次的联轴器订单也不得不延迟。
可交付节点卡的死，毫无回旋余地，这是摆在台面上无法回避的现实。
麦麦提的眉头，自事故发生以来几乎就没舒展开过。
但他还是在隔天一早，就迅速做出了决策。
首先，汉斯和艾丽斯被紧急叫去直接联系欧洲工厂，加急订购卧加需要更换的核心部件——尤其是刀塔锁紧系统及主轴支撑组件，同时申请最快的国际物流通道，力求把停机时间压到最低。
其次，他指示彼得·德容重新梳理生产计划，执行临时工艺替代方案：——对于原本依赖卧加完成精密复合加工的零件，调整流程，转由立式加工中心配合卧式镗铣床完成主加工段，再通过大型卧式车床补齐精加工，保证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人盯检、卡控。
所有调整必须严格保证设计精度，绝不允许因应急改工艺而牺牲公差与表面粗糙度。
为此，他特别要求质检科全天候驻线，重要零件增加一道中检，哪怕加工节拍拉长，也宁愿牺牲部分效率，绝不出次品。
马文斌对此十分不解：“偏心轴套、法兰环这些需要动用大型卧式车床的，改成手动走刀加工，如果牺牲点精度和效率，至少能保住进度吧。”
“绝对不行。”麦麦提毫不犹豫地摇头，“本厂执行的是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必须全面达标。
任何零件的加工误差，都必须控制在设计规范范围内，否则就是对自家招牌与零部件生产的亵渎。”
随后，他又亲自起草了给订购方的专项通知，第一时间说明设备故障的突发情况，并明确承诺：已经启动紧急修复与替代工艺，不影响最终产品质量，同时尽最大努力压缩延期周期。
内部方面，也同步推行调整策略：优先排产那些不依赖卧加的大件与子部件，分散风险，缓冲整体时间窗口。
尽管项目整体进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只要第一时间稳住客户情绪，把局部短板局部隔离，就还有挽回大局的机会。
等安排妥当这一切，已经是一周以后了。
麦麦提连口气都没喘稳，就又像个陀螺一样转回了风能公司。
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购买哪家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外，就只剩下“人员分流计划”了。
隔天，麦麦提和马文斌一起到了谢世齐的办公室，向他汇报。
马文斌开门见山：“谢总，我和麦麦提前阵子去南方考察了一圈。现在国内有不少零部件加工厂，尤其是齿轮箱、轴承这块，缺的是成套加工技术和标准化图纸。
我们建议，趁着市场亟需掌握风机基础知识人才的机会，进行一轮人员分流，把部分加工技术人员派出去，以支援外协单位的名义，同时也可以缓解我们自身的现金流压力。”
谢世齐微微皱眉，却并未立即表态，而是目光转向麦麦提，话锋一转：“文斌，你的事情稍后再议。麦麦提，你先说说，购买生产许可证的事情怎么样了？到底考虑买哪家的图纸？”
麦麦提稍作停顿，整理了一下思路，答道：“我的建议是选德国 Vensys的直驱永磁技术路线。”
他简明扼要地解释道：“一方面，直驱永磁结构取消了齿轮箱，减少了中间机械传动环节，对我们现有加工制造能力更友好，后期维护也更简单，符合我们初期批量化生产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Vensys的永磁同步发电机技术成熟可靠，控制系统和变流器模块化程度高，便于后续国产化替换与升级。”
谢世齐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神色间既有沉吟，又隐隐透着一丝兴趣。
麦麦提见状，忙补充道：“而且，Vensys在全球多个国家有技术输出经验，转让条款相对宽松，不像西门子或者GE那样处处设限。对我们这种正在搭建自产体系的新公司来说，性价比很高。况且——”
他故作犹豫，等到谢世齐示意继续，才缓缓说道：“况且，Vensys出售生产许可证的意愿很积极，相比于REpower，他们两家的报价，几乎差不多。”
麦麦提故意略过了真实细节——实际上，REpower的报价几乎是Vensys的两倍，这种差距若说出来，只会让谢世齐和马文斌望而却步。
“所以，还是差不多一千二百万人民币？”谢世齐迟疑着问道。
“对。”麦麦提点头，话锋一转，又暗示着看向马文斌，“不过，我们的账面上……”
马文斌心领神会，赶忙接话：“谢总，不是我说，目前我们的账面资金，别说全额支付，就连启动首期款，都得精打细算才行。”
谢世齐倒吸了一口凉气，往椅背上一靠，目光在两人之间流转。
沉默片刻，他叹了口气：“所以你俩这是，已经想好了，要搞裁员和分流——”
他轻声呢喃，仿佛一眼望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不是件好做的事情。”
短短几句话，却像压在办公室里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谢世齐半眯着眼，指尖在椅扶手上慢慢敲击着，像在敲打着心底反复权衡过的某种决断。
实际上，他心里早已有数。自治区层面早就放出风声，年底前，各下属国企必须完成一轮内部瘦身，留用人员要精、要硬、要能打仗。
标准，甚至比麦麦提和马文斌提出的还要严苛。
他为此犹豫过，反复思量过。
每次闭上眼，他都能看见，某些地区下岗潮中那些翻滚的身影——有人蹬着破三轮，沿街讨生活；有人摆地摊、做保姆，和进城农民工争抢最后的饭碗；
有人凌晨捡拾菜市场散落的烂叶子勉强果腹；
最黑暗的夜里，有全家大年三十包着有毒饺子一同寻短见的；
也有人在失控的绝望中，提刀闯进办公室，捅死了自己的领导；
还有踩着破单车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自己晚上再默默接回来的男人，面无表情地骑在刺骨寒风中。
那些画面，一帧帧嵌进骨头里，无法挥去。
可真到了这一步，他也清楚，如果不这么做，风能公司又能撑多久？靠什么去跟那些大项目、大资金角力？光靠苦撑，连拿下Vensys许可证的钱都挤不出来，还谈什么未来？
谢世齐闭了闭眼，仿佛压下心头最后一丝犹豫，低声道：“既然你们已经定了，就放手去做吧。有困难，有压力，我给你们兜着。”
麦麦提听了，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对他而言，这种事必须当机立断，所谓不破不立，牺牲一小部分，成全一大部分，是时代必然要走的路。
他脑海中忽然浮现起一组早已烙印在心底的数据——1993到2001年，中国共有七千万人从国企或集体企业下岗，以一家三口算，直接影响了两亿多人。
那一代人的沉默、对于体制留恋的情结，在后来的年轻人口中，常常被轻易地解读成软弱、守旧。
有人埋怨自己的父辈不够果决，说如果当年敢南下闯荡，自己说不定就是富二代。
可麦麦提明白，所谓下岗，从来不是小品里那句轻飘飘的“我不下岗谁下岗”，而是真刀真枪割向琐碎与生计，动辄粉身碎骨。
所以，与那些一纸通知、寒冬散尽的悲剧比起来，这次风能公司的“分流”，已经是极其温和的处理了。
那些人被派往外协单位，薪资待遇不降，还有机会磨砺技能，攒下资历，远比一纸下岗通知要强太多。
只是，这一刀砍下去，不管多么温柔，总归是要流血的。
马文斌则显得更加复杂。
他知道，在这场改革中，自己不得不扮演那个“恶人”的角色，要亲自去找人谈，要亲手把一张张名字划下去。
无论心里再怎么安慰自己是“是为大家好”，该面对的眼泪、怒气、不甘，一个都不会少。
他甚至能想象，有些老员工看着他的眼神，会有多锋利、多失望。
可转念一想，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总要有人把手伸进脏水里，总要有人背负起被骂、被恨、甚至被遗忘的责任。
他抬起头，看见窗外斜斜落下的阳光，落在谢世齐深陷的眼窝里，麦麦提略微发白的侧脸上，也落在自己微微颤抖的手指上。
时间，不等人。
第一批名单筛选，在沉默中开始了。
麦麦提、文斌，还有人事部的几个骨干，关起门来，一页页翻阅档案，一行行敲定名单。每划掉一个名字，就像在心头划下一道细微但真实的伤口。
筛选的标准表面上很冷冰冰：岗位冗余度、近三年考核记录、技能匹配度、未来岗位适应性。
但真正落到个人身上，哪一条又能纯粹客观？每一份打分背后，都藏着数不清的故事。
很快，人情关系也开始渗透进来。
有领导的亲戚，托人带话进来；有老同志打着几十年功劳的旗号，委婉求情；更有的，直接堵在办公室门口，红着眼眶，一遍遍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再分走就是绝路”。
麦麦提和马文斌早有准备，但真正面对那一张张熟悉又卑微的脸时，心里还是像被细细锯着。
马文斌有一次差点心软了——那是一个在水利建设时期就跟着他们的老焊工，满手老茧，嘴上说着“不想给年轻人添麻烦”，却在拐角处悄悄抹了眼泪。
麦麦提拦住了他，只说了句：“一次心软，就是对所有人不公。”
马文斌最终咬牙签下了那份名单，手指却在纸上微微发抖。
最棘手的问题，并不在名单本身。
由于深航的生产线规模有限，岗位吸纳数，比预期少了整整三分之一。
外派分流还能覆盖部分人，剩下的，却要直面真正意义上的——下岗。
这其实是麦麦提早有预感，却无法避免的事。
消息传得比想象中更快。
反抗，也在所难免。
有个年轻的维修员，听到消息，拎着上螺丝用的扳手，闯进人事办公室，拍着桌子吼：“凭什么？我才干了三年就让我滚？凭什么不是那些喝茶看报纸的老油子？”
那一刻，气氛一度剑拔弩张。
马文斌站了出来，没有躲闪，也没有训斥，只是拿出他手里的资料，一页页摊开：三年内技术考核不达标、出勤记录屡次异常、岗位需求调整后的技能错位……
一项一项，冷静而残酷地摆在了桌上。
年轻人脸色煞白，最后颓然地瘫坐在椅子上，嘶哑着嗓子问了一句：“那我以后怎么办？”
马文斌轻声道：“外协单位有岗位，待遇不降。如果你愿意学，我们给你推荐技能提升的名额。”
没人喜欢被淘汰，但至少，他们给出了体面下台阶的方式。
当然，也有意外的理解与支持。
一个中年女工，在接到通知时只是静静听完，没哭也没闹，只问了一句：“以后能不能继续缴社保？”
马文斌点头：“能，和风能公司一样，我们有人跟进。”
那女人沉默了很久，终于笑了笑：“那就好。其实我早想明白了，现在外头也有活干，出去再学点东西，也不算晚。”
她转身要走时，回头又说了一句：“小马，小麦，谢谢你们，起码比拿一纸通知直接打发人强。”
那天回去的路上，马文斌在车里，一直沉默着，直到麦麦提开口打破寂静：“这世道，不缺骂你的人，也不缺恨你的人。真心感谢你的，很少很少，所以要记住。”
夜色里，风能公司的大楼依然亮着灯，一张张名单正被一一敲定，一份份命运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写。
而他们，也在这无声的夜里，迈过了人生中一个无可回头的门槛。
第二天，风能公司内部正式张榜，启动第一批分流。
人事部在深夜加班，办公室的灯光像海里孤零零飘着的渔火，一张张表格，一条条备注，密密麻麻堆叠成了沉甸甸的厚度。
谁去，谁留，谁适合外派，谁必须坚守核心岗位，没人敢掉以轻心。
为了尽可能减少动荡，麦麦提特地安排了一场小型的社保政策说明会。
通知发得低调，只发给了涉及分流的职工和部门主管。
那天下午，会议室里座无虚席，空气闷得像压了一块铅板。
人事科长硬着头皮，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缴纳安排一条条念下去，还特别强调：“即便外派，公司也继续代缴，不中断，工龄照算。”
台下有人咬着牙沉默，有人低头抹泪，也有人面无表情。
到了提问环节，最先爆发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工。她站起来，声音发着抖：“我孩子还小，怎么去深圳？那边有配套的幼儿园吗？有人管我们孩子吗？”
麦麦提起身，沉声回答：“配套的幼儿园没有，但有其他的幼儿园，那边是民企。”
“那收费自然高吧？我去不了啊。”
“这没办法”
女工咬着牙，最后坐回了位子，低头默默擦着眼泪。
不久，又有一个老技师站了起来，声音发哑却带着决绝：“代缴是代缴，明年公司还在不在，都两说呢！”
麦麦提挺直了脊背，缓缓开口：“我可以给你们保证，只要风能公司还在，你们的社保一个点都不会少。要是公司真有个三长两短，我第一个给大家出头。”
他说完，自己都听见了掌心细微的颤抖声。
幸好，没人再追问。
散会时，几个老工人悄悄走过来，拍拍麦麦提的肩膀：“小麦，咱们信你。”
麦麦提点头，喉咙发紧，只能用力握了握他们的手。
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
名单公布的当天夜里，人事科长被气得高血压犯了，几个工人代表冲进办公室拍桌子，质问凭什么轮到他们外派。
还有一个被列入外协名单的年轻人，喝醉后在厂区门口嚷了一夜，骂领导卖人，骂自己命苦。最后还是保安把他劝走的。
风能公司的夜晚，第一次这么长。
但无论情绪多激烈，天还是照样亮了。
麦麦提、马文斌、谢世齐也只能一声不响，把那些叫苦叫骂的声音，连同自己的动摇和心疼，一起按进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