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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战役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从开战到结束也不过三天的时间,但是影响却非常的深远。

随着国民政府的大力宣传,中央社以及其他官媒那叫一个不遗余力的宣传战绩,使的全椒大捷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于还传到了国外。

李国耀和暂七师固然是名声大振,但同时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也受到了鼓舞,一时间民众大量的为国家募捐,支持抗战,甚至于在各地征兵点都有青壮年排起了长队。

然而更为重大的影响则是刺激了日本人,使的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日军内部矛盾近乎公开化了。

事实上日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有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外,陆军内部也存在尖锐的矛盾。

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应对此事,日本军界内部就是否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分化为两个意见相左的阵营——“扩大派”与“反扩大派”。

“扩大派”代表的人较多,且大都为日军中的高层缺乏远见之守旧人物,如当时的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参谋次长多田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他们基于中国国内“反日”活动的增多,坚持必须“对华一击”。

抗战爆发前夕,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等汇报,“在收复满洲以前,蒋政权的抗日政策恐继续不变。希望以我对华北让步,换取蒋政权取消抗日政策之类的见解是极大的错误。”

同时,喜多诚一判断,日苏一旦发生战争,中国亦不会保持中立,需“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而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也上书军部,“如为我军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解除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与其相对的“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石原莞尔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最终战论”,即日、美终须决战。在此之前,日本要全力建设“满洲国”,充实国力,全力对付苏联。对中国,奉行所谓“日支亲善”,让中国成为“东亚联盟”中的一员。

中苏两国国情的变化,也让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侵华战争。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国援助下进行了“币制改革”,并与英、美签订了商业、铁路等贷款协定,让日本与英美在华利益的冲突更加显现。

另一方面,苏联不断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屡屡与日军发生摩擦,使日本的“满洲经营”面临威胁。

基于以上原因,石原莞尔建议,“帝国要放弃其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停止运作“华北分治”。

在石原的影响下,林铣十郎内阁在1937年4月制定了一项对华政策:给南京政权以面子,使之抛弃容共、依靠欧美的政策,大力推进经济开发合作。但只过了一个月,林内阁就倒台了。

从“七·七事变”到上海“八·一三”作战,日本军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加的尖锐。

在大本营内部,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该借此机会出兵,在中国真正统一、富强之前予以征服,以实现日本的长久对华目标。

另一种主张是,日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和美国,而这两个国家,才是日本向外扩张的有力障碍,因此应继续积蓄力量,伺机予以一击,至于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应不再扩大,而就地解决。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是一个具有多种思想体系的法西斯军人,并有战略家之称号。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两年,苏联第1个5年计划已经完成,第2个5年计划正在顺利实施。苏联的军事力量已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在远东地区组成了以骑兵和坦克为骨干的大量快速集群,并构筑了不少边境的筑垒地域。

苏军在东北的周围,驻有约14个步兵师、950架飞机、850辆坦克,平均每个师有68架飞机,61辆坦克。而日军在东北仅有5个师团,220架飞机,150辆坦克,平均每个师团仅有44架飞机,30辆坦克,日、苏军事力量悬殊很大。

美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已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马尼拉湾口的哥黎希律岛上,加紧构筑大型、现代化的地下军事工程。

石原认为,正是这两个国家在遏止日本当前和将来的行动,由于日本的军事力量与苏联、美国相差很大,因而他提出了一个开发“满洲”资源,使之成为具有自给自足和独立对苏、对美作战能力的国防方案。

之后日军参谋本部即以石原的这个设想,于1936年7月,制成了从1937年至1941年完成对苏联作战准备、开发“满洲”的5年计划意见书,并于1937年1月23日得到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同意,并于1937年4月开始实施。

所以石原莞尔对当年秋季的卢沟桥事变以及上海作战,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日本和中国打仗而消耗了力量,这正是中了苏联和美国的暗算;日本并没有作好打一场大战的准备。

由于向华北、向上海派兵,石原都提出“满洲”对苏战备不足,一但有事将难以应付的看法,认为日本目前正一心建设“满洲”,加强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问题而弄得支离破碎。

他还提出,如果和中国打起全面战争就会陷入泥潭,因此应果断的把华北部队撤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然后由近卫首相飞往南京,主动与中国政府商量解决日、中间之问题。

可是在日军的高级领导层中,对中国的态度大都持增兵和扩大侵略的主张,而石原则认为这些人,是缺乏卓识和远见,是把日本推向危境的僵化人物。在9月7日决定向上海增派第9、第13、第101师团后,石原莞尔提出辞去作战部长的职务,离开了日军的决策和高级指挥机关,最终“扩大派”占了上风。

“扩大派”的那些人认为“只要将少数的兵力一举投入到战场,就能获得重大胜利”,非但能如处理“满洲事变”那样,迅速解决华北事变,还不会招致美、英、苏等国干涉。

裕仁天皇向杉山元询问:“事变的处理还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希望?”,杉山元乐观地回答:“事变将在两个月内得以解决。”

由此“扩大派”掌握了侵华战争的主导权,“不扩大派”没能制止战争。

结果却完全与“扩大派”预料的相反,三个月灭亡中国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一个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多月。

现在距离七七事变已经过去足足7个半月了,日军虽然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但是却没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反倒是使的中国原本一盘散沙一样的政府重新凝聚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这完全让日本方面始料未及。

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两个月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令人惊讶,尤其是在南京保卫战中,原本日军的目的是全歼南京城的十几万守军,结果最重打下的却是一座空城,守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是却元气未伤。

而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皇军在江北地区是屡战屡败,单单一个第13师团就损失了一万六千多人,相当于一个三单位制的野战师团。

想想现在日本全国才多少军队,这样惨重的伤亡完全是日军高层始料未及的。

有此相对的是,原本已经被压下苗头的“不扩大派”的代表们重新抬头,对于扩大战争的寺内寿一、杉山元等人进行指责,双方在大本营以及御前相互攻讦,日本朝堂成了硝烟弥漫之地,而这些显然也不是李国耀等人能预料得到的。

ps:今天好兄弟结婚,忙了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好在没有断更,见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