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死存亡的残酷现实，加上联省开出的条件也不算太苛刻，察哈尔、绥远的两位王爷不得不接受联省的条件，为了归顺大明再一次谈判，并且是亲自前往。
按照两家联系约定，在崇祯十一年的六月初七，两位王爷带着他们的幕僚来到了宣化，与大明进行最后的谈判。大明一方依然是执政副官王元雅和朱万武前来谈判。
谈判的地点在宣化边关的城外举行，这也是为了显示诚意和避免蒙古王爷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为了显示大明的军威，联省带来了仪仗队。
双方带来的卫队都远离谈判场地100米以外列队站立在那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位王爷被请到了检阅台上，王元雅、朱万武居右，额尔德木图、苏和居左，站立在检阅台上。唱大明的国歌、检阅仪仗队。这个场面足够的震撼，蒙古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庄严肃穆的场面，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雄壮整齐的队伍，相比之下，蒙古王爷的军队就是乌合之众了。
谈判在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举行。因为有了预备性的会谈，双方的条件、底线都有所了解，谈判的过程就简洁的多了，关键的一点就集中在对汉族移民人数的限制上。
谈判要从紧要处开始，也要考虑到先易后难，什么是最紧要的呢？是权利，是军权、政权。联省的态度是：军权、政权两家分享，地方军归蒙古王爷，国防军驻扎一支小军队，作用当然是防止反叛，政权两家分享，关键是纳税的条款。对此，蒙古人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第一项就是任命省级官员，巡抚、都指挥使由蒙古人提名。王爷额尔德木图当然是察哈尔巡抚，那日松被任命为都指挥使；同样的王爷苏和被任命为绥远巡抚，巴雅尔为都指挥使，布政使和按察使是联省的官员。巡抚一职有行政权，所以政权上还是两家均分。
下面划分府县，任命府县两级官员上，蒙古人比较被动，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这么细化的政权，他们是以部落为单位，部落的大领主就是首领。
联省也是尊重他们各部的大致范围，实际上也是按照各个草原、草场来划分的。知府、知县双方各任命一半人选，正副职交错任命，每一个行政单位都有联省的官员，也有蒙古人。这两个省的政权就到县一级，是比较粗放的管理，不是联省那样政权到乡。
联省也是储备了大批的后备官员的，这些官员的来源有三个：第一是政务学校培养的人才，也包括从其他方面调来短期进修的。第二是部队、吏员、雇员中有功提升的人才。第三是联省内外有功名的文人，大明朝廷的官员需要进士的身份，联省扩大到举人。不管这些人在联省辖区还是朝廷的辖区，联省都广泛的搜集，派人登门征求意见，凡是有意向到联省任职的全部登记在册，需要的时候则下调令，到政务学校短训，然后任命。这个办法就是争夺人才，有文化的总是强于白丁，是否胜任、有没有贪污腐败，那是事后监督排查的问题。
有了这些储备官员，像绥查两省的建省就有大批的官员可以调用了。
官员的任命就隐含着一个原则问题，那就是纳税，受灾可以减免，应当纳税之时则必须纳税，这是检验政权是否有效的标准，抗税就要法办！
军队定编的问题倒是不难，这是由于蒙古人的军队来源其实是全民皆兵，需要打仗的时候，每户出一丁，军马武器都是自带，集合起来就是军队。他们平时只有王爷的卫队，大小领主也有自己的亲兵，这些才是职业军人，但是人数极少。所以限制他们的军队总数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其实军制改变之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王爷们不能再随意的向牧民抽壮丁了，在和平时期看不出来，一旦需要征兵的时候需要联省衙门的政令，如果蒙古人依然私自决定向牧民抽壮丁那就违法了。
其他的如解放汉人奴隶的问题，开矿山，工商经营贩运的问题，开设银行等等都要谈，定下原则。
比较麻烦的移民问题，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对于绥查每一个省，每年的移民数量低于三万人，两个省合计就有六万人了。
绥查两省的蒙古人口各自都有三十万左右，按照这个数字，十年之内汉族人也不会超过蒙古的人口，蒙古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了。实际上，大明的北方各省的人口不是很稠密，如果不动员南方的人口，每年能够移民六万人，这个数字也够用了，何况联省需要移民的地方还很多，蒙古方面即便不谈限制条件也不能有太多的移民，这是他们自己担惊受怕的结果。
原则谈定，细节由双方的低一级的官员进行谈判制定，然后双方签字画押就算完成了，其结果还是双方满意的。
完成了谈判签字之后，任命额尔德木图为察哈尔巡抚、苏和为绥远巡抚，联省衙门开始委派任命各级官吏。在这批官员中出现了钱谦益的名字，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省的布政使，众所周知，他是此时的东林党领袖，因为“朱公论政”一部着作在联省内大红大紫。类似的还有一位名叫顾炎武的，他是钱谦益的学生，被任命为绥远省的布政使。顾炎武是明末的名人，头衔很多，例如：思想家、史学家等等，但是此时他还很年轻，二十多岁，还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和名气。
原蒙古人的军队需要整编核实。国防军抽调组编两个独立营，分别在两省的首府驻军。这两个营的番号是独立第九营，驻张家口，独立第十营驻归绥。此外在两个省的首府还要成立一个营级的武警部队保卫治安。
对于没有完全执行宪政的省份，又在联省衙门的治下，我们不妨称其为自治性的省份。在各个自治性的省份中，并不是都有国防军的驻军的，目前只有外蒙古省有驻军，这就要看实际的需要了。察哈尔、绥远两省刚刚收复，信任度不足，存在着反复的可能性。联省不能冒这个风险，不能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今日归附，明日反叛的笑话绝对不能允许。所以这两个省必须驻军，并且要成立武警部队维持常规的治安。
六月下旬，随着官员、驻军部队的进入，联省支援救灾的粮食物资同时进入这两个新的行省。中华日报的宣传报道也是不可少的。
这两个省的救灾存在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蒙古人绝大部分居无定所，甚至户籍都没有，救灾物资如何发放？新成立的县一级的官府，他们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村镇可以驻在办公。面对这种局面他们就采用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县级以上要建城池，城池再小也要建，哪怕是建一个墩台也好。总要有官员们的办公之所，总要有最基本的防御，刚刚收复之地，又是地广人稀，如果官员被土匪杀了省衙门都无法得到及时的通报，所以城池必须要建。这些建设都需要劳动力。劳工的来源就是他们自己治下的牧民，来做工的管饭，还有一份工钱，这就完成了赈济灾民。修完了城池可以继续修道路，总要有公共的工程，用以聚集零散的牧民。于是户籍登记也就有了，牛羊数量，习惯的迁徙路线这些基本的资料也就有了。
草原上遭的是蝗灾，救灾就要灭蝗虫，灭蝗虫的办法就是养鸭子。于是第一批移民就是鸭子大军！他们来自于山西、陕西、河南，也有少部分来自山东、甘肃，都是养鸭专业户。数十万、上百万的鸭子就进入了绥查两省。
农民们在实践中得出结论：对于灭蝗虫来说，鸭子强于鸡，鸭子食量大，吃的多，成长的速度快，新孵出的小鸭子十天后就可以吃蝗虫，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屠宰。只要草原上的蝗虫充足，一群鸭子可以迅速的膨胀，几个人就可以养上万只的鸭子。消灭蝗虫的同时生产了大批的鸭蛋、鸭子肉，鸭子消化极快，鸭子的粪便又等于给草原施肥。
养鸭户在蒙古可以用鸭肉、鸭蛋交换毛皮，卖不掉的可以就地腌制运往中原销售。因此，跟在鸭子大军后面的就是做买卖的商贩，还有做肉蛋食品加工的工匠，加上运输的车队，这就是一条产业链。吃蝗虫产生的鸭蛋、鸭子肉都是优质食品，草原上的蝗虫成了优质的资源。
蝗灾不是年年有，但是草原的蝗虫是永远存在的，没有蝗灾的时候，蝗虫也不少。鸭子大军的鸭子数量是动态的，蝗虫少，养鸭户们保留的鸭子就少，蝗虫多，鸭子的数量会很快增加。
长途迁移的时候，鸭子会装入笼子，用勒勒车运输，多余的可以杀掉卖肉。到了新场地，按照当地情况决定鸭子的数量。
此时正是盛夏季节，也是蝗虫最密集的时候，同时也是植物生长最快的时候。鸭子大军一过，它们后面就是得以恢复的绿色草原！
但是鸭子大军也是有局限性的，那就是必须要有水，鸭子吃蝗虫每日至少饮水两次，否则鸭子就不消化，就会生病，成群的死亡。因此鸭子大军的行军路线就是河流、湖泊。这两样也是蒙古草原比较缺少的。小河沟水源不稳定，鸭子大军是不敢过于深入的，需要及时的返回到大的河流岸边。好在正是夏季，属于雨量充沛之时，鸭子的活动范围很大。
这个效果让牧民们惊呆了！蒙古的王公贵族们也惊呆了！原来有这么好的办法灭蝗虫。
灭蝗虫的行动也冲淡了蒙古贵族对汉族移民的恐惧，汉文化，汉人的技术，汉族农民耕作带来的农产品对于蒙古人单一的畜牧业是一个补充，对于改善蒙古人的生活有极大的好处，眼下的灭蝗灾就是极好的例证。
剿灭蝗灾的效果从南向北蔓延，大批的牧民赶着牲畜涌向刚刚恢复的草场。随着得以恢复的草场面积的扩大，蒙古草原重新换发了生机。牧民们都把赶着鸭子的汉人当做最尊贵的客人来招待，地处北方的部落也派人邀请养鸭户们及早北上，养鸭户、鸭子大军成了蒙古草原最受欢迎的人。
牧民们在放牧的同时也开始收割牧草，牧草晒干、打成捆、码成草垛，这就是牲畜过冬的饲料。
治理泾河，以及后来黄土高原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程中，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沙柳。沙柳生长快，收割晒干，轧碎，就是上等的牲畜饲料，营养丰富，把它添加到干牧草中混合喂养牲畜效果极佳。
商人们做生意是无孔不入的，蒙古人依靠牲畜生活，蒙古就是饲料的天然市场，特别是今年糟了灾，冬季的牧草储备定然不足。于是，大量的沙柳饲料就运进了蒙古草原。牧民们只要使用沙柳饲料，就会知道它的好处，这个市场就打开了。陕西的沙柳增加了一条销路，蒙古的牧民增加了优质饲料来源，这是双赢的生意，极有前途。
汉人进入了大草原，就给这里带来了勃勃生机，还有将来即将出现的工厂作坊、商铺，以及矿山的开采、冶炼、重工业的出现，蒙古大草原将进入经济的腾飞时期，前景美好啊！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489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