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曹文锦家族独资拥有船只四十四艘，共一百五十七万吨数。另外，家族持有40％的万邦航运股权、6.4％的马来西亚国家轮船公司股权，以及70％的泰国国家轮船公司的股权。
曹文锦是目前的世界级船王之一。
曹氏不像许氏，许氏是打定主意弃舟登陆的，而曹氏是根据全球航运的市道，随时调整船队吨数的。
1981年, 航运衰退之初，曹文锦毫不吝惜地减船。
到八十年代末，航运甫现一线生机，曹氏又斥资九亿八千万港元，向日本大岛船厂一气订造5艘货船。
曹氏认为，现都不看好航运业, 长久下去，必会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航运的市景就会好起来,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衰的周期，有人说航运不可能永远兴盛，那么也就该看到，航运也不可能永远这样衰退。
正如黎明前的黑暗，要顺利支撑到阳光普照航运业，并非一件易事。1992年，曹文锦在接受卢水忠先生的访谈中感慨道：林百欣是亚洲电视的大老板，他有一句口头禅：“做人最要紧是靠自己！”
“由于现在运费价钱不高，但船只的开支却很大。记得 1981年由美国运送：吨谷物到日本的运费是三十八美元，但现在，竟然是二十美元！在 1957年一艘一万吨的船价值六十七万英镑（当时 1英镑兑 16港元），亦即是说一艘船价干多万港无，若以当年的市值计算, 足够买一幢中环亚历山大大厦有余！可是，那艘船最后拆为废铁时的船价只是四万英镑。还有, 1980年一艘二十五万吨的油轮要七千万美元, 但到 1985年时却只值两百万、三百万美元！
“这门生意已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困难。事实上，航运业彼此的竞争相当激烈，加上西方经济不景，亦直接影响了航运业的发展，很多规模大的船务公司都相继倒闭。”
曹文锦执着航运，同时又深借“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道理，他从 50年代后期运为主、多元发展的策略。
万邦集团的业务遍及东南亚，业务种类有近二十种之多！曹氏的万邦航运占万邦集团资产的：1\/4，家族资产估值七十亿港元。
曹氏对他各项投资的评价时说：“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在香港投资地产！”
而李志文身边的这世界船王的经历就更厉害了。
解放前，江浙有“无宁不成商”的说法。经商是宁波人的传统职业，如果一个宁波人，10多岁还呆在老家不出外闯荡，会被人认为没出息。
宁波自古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埠。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华夏最早开放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
华商洋商汇集，氤氲的商业气息熏陶着宁波一市七县（鄞县、镇海、象山、奉化、定海、嵊泗、慈溪）的人们。
如今海外的宁波籍商人约有30万人之多，形成财力雄厚的宁波帮，不少人成为商界翘楚。
在香港的沪商中，又以宁波帮风头最劲。如纺织业巨子。南联实业主席安子界；原中华总商会会长、幸福集团主席王宽程；棉纱大王, 南丰集团创始人陈廷华；影视巨富、邵氏兄弟公司的邵一夫；香港船王、海外东方创始人董浩运；还有一位就是本章主人公包玉钢。
1918年农历10月13日，包玉钢生于宁波的包氏祖屋。在此之前，父亲包兆龙已有一子包玉书一女包爱菊。
包玉钢出生后，母亲还生下一子三女，他们是三子玉星、二女美菊、三女素菊、四女丽菊。
父亲包兆龙在汉口开一间平和鞋庄，性格豁达，谈吐风趣幽默。他忙于生意，一年中在家的日子很少。
钟包村在Nb市近郊，是一个小村庄。包玉钢是在当地名校叶家义庄上的小学。
包玉钢在班上成绩不算拔尖，不过，宁波人对后代的学业并不苛求，只要求后代会识字算数，将来能应付经商即可。
宁波中学极少，宁波少年往往读满小学就到沪上等地“学师”。
包玉钢成绩不拔尖，天资却聪慧，他讨厌刻板的背古诗文的教学法，喜欢读沪上出版的稚儿课外读物，尤好幻想。
宁波离海有数十里。一次，包玉钢随父亲去镇海，乘船顺甬江而下，终于见到宽广浩瀚的大海。
水天一色，千帆竞游，尤其是硕大无朋的海轮，如一座大山在大海中移动。
第一次看海的感受，深深印在包玉钢幼小的心灵。
1931年，十三岁的包玉钢小学甫毕业，只身去汉口。这对宁波人来说，幼小的年龄独闯天下已见怪不怪。
包玉钢先到十里洋场沪上，来不及上外滩逛街看景，就买下船票乘小轮航抵汉口。
包玉钢最初在父亲的鞋店帮忙。一天，包玉钢提出他想继续读书。包兆龙感到奇怪，经商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祖业。
经商经验是学师学来的，不是读书读会的。包兆龙是个开通人，答应儿子的奢求。
宁波人不让后代多读书，不是缺钱，而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世俗偏见。
但这种情况到三四十年代已有较大改观，沪上不少宁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国留洋。他们说，以后经商，光会写货价打算盘可吃不开了。
包兆龙送儿子上汉口的一所中学，包玉钢勤工俭学，放学后或周日便到父亲的店帮忙，读书、学师两不误。
几年后，包兆龙在沪上开天宝钱庄，包玉钢随父亲来沪上，一边读书，一边在钱庄帮忙。中学毕业后，包玉钢进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做职员。
他打算攒了一笔钱，进大学读书。然而，抗日战争使得包玉钢的大学梦幻灭，沪上的大学纷纷南迁。
包玉钢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 1939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十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钢第一次到香江。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
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钢的脑海里。
包玉钢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钢被派往沪上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组后，在原址设立沪上市银行。
才28岁的包玉钢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年，包氏又被提升为沪上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为，深得当时的沪上市长、副市长赏识。
包玉钢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银行配给的专车。
几十年后，包玉钢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
包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果党大势已去，民心下稳。
战后第二任沪上市长说：“有包玉钢在，银行就能正常运作。”
1949年新春，包玉钢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没强行挽留，只要求包玉钢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钢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沪上。
包玉钢是果党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拔。
包玉钢感激这些上司。但对果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果党去湾湾，包玉钢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果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钢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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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钢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但房屋并没建多少。
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钢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百多平方米，月租四百五十港元。
月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公开的秘密。
包兆龙另花了2万港元的顶手费。一年后，这2万港元还算便宜的。
包兆龙还有个先见之明，来港前就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金银美元，估计值数十万港元。
包玉钢已逾而立之年，当仁不让挑起养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担。他对银行业轻车熟路，首选的职业当然是银行职员。
那时的香港银行，除了洋行，就是粤行，得精通英语、粤语。包玉钢英语不太熟练，粤语则一窍不通。
包玉钢作过试探后，便泯灭这番念头。想到数周之前，自己还是沪上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到香港，谋个银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
不过，这也使包玉钢更清楚认识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免费面包，一切得靠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决定搞能进能退、见效快的进出口贸易。此时，包家的沪上、宁波朋友常聚一块，商议生计与出路问题。其中两位在沪上银行的旧同事与包玉钢意见相同。
于是大家合起来成立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寻找写字楼千辛万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租了一套写字楼，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挤出一小间给包氏四人公司。
包玉钢曾回忆道：“四人挤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站外面去腾出空位。”
四人公司寄人篱下，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如不是包玉钢日后成为商界巨擘，当时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远也不会知道曾有这么一间四人公司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中国的土产买卖，生意还算顺利，但都是薄利生意，未显示出大的突破。
韩战爆发，这对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与内地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华商来说，又是天赐的发财良机。
并不是所有加入偷运“违禁物资”到内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鹰东这样，由布衣一跃为巨富的算异数。
一部分人赚得盘满钵满；一部分人小本微利；还有一部分人船倾货淹，甚至断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运气、胆量、航线、货色。一般说，航程愈远愈赚钱，于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开到辽东半岛与北韩；同时，违禁的物资中，与战争愈密切，暴利愈大。
银行家素来保守稳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银行业，作风难免保守。
他们从欧洲购进化工原料、铸铁锭、轮胎等一般性的战略物资，通过第三国或中立区葡京再卖给别的商人。
其他商人装船运往内地，与有关部门发生直接关系。显然，盈利大的是后一类商人，但风险也大。
包玉钢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于量大，赢利也比较可观。
韩战结束，这种“猪笼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从湾湾购来食糖；再交一间公司卖给内地。
韩战期间，由于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公司。
人员扩充了，生意却缩至食糖一项，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于是就萌生出去内地开辟生意渠道的念头。
包玉钢在沪上市政府的银行做过“大官”，包兆龙决定自己去，以民间商人的身份重访沪上的商界朋友。到了沪上，那些老友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急。
包兆龙说好了一有好消息，马上与家人通电讯。连等几星期，包兆龙杳无音讯，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贸然去沪上。
“这么说来，内地不需要我们跟他们做生意了？”包兆龙三子包玉星问道。
“是的，父亲！”包玉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