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唯珺代替南撷深陷在感情纠葛里时。
高之愈带着李增走进了新世界。高之愈是深受李先生影响的，当时他只是单纯的好奇，究竟是怎样坚定的信仰能让一个人不惧强权、不畏生死。之后高之愈就偷偷的研读一些李先生写过的文章，并在文章中了解到了新思想，也对那个国民政府天天嚷着要剿灭的政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群人为了可以创造出一个各尽其能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个尊重人民诉求的；一个各得其所的；一个和谐相处的社；一个共生共进的社会，而聚集到一起共同努力。那么高之愈也愿意加入并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当成奋斗的目标。
其实，在李增参军前，高之愈就有想过劝诫好友要慎重考虑一下，自己所追寻的目标是否和你所效力的政权统一，可当时没有办法论证出结果。直到今年4月10日蒋氏在南昌向其将领宣布：“抗倭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倭，违者即予最严厉的处罚”。
论证终于得出结果，李增痛苦不堪，迷惘不已。南撷找到他，于是他决定把自己一直以来了解到的新思想、新追求和好友一起分享。虽然李增在国民政府中效力，但是高之愈一直坚信李增有着和自己一样的追求和理想。
于是他带着好友拜读了李先生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这也给李增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人又研读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李先生通过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出马克思主义符合民国需要的深刻道理，也让李增对共产党这个一心要实现人人平等、幸福社会的组织，产生了浓烈的情感。
民国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八四〇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民国逐渐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苦难也逐步加深。
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我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且这些斗争和探索，都发挥了作用。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我国的进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失败了。
孙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我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民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也未能改变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的新青年，新思想的社会力量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路径，同时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来寻找先进的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高之愈和李增相信他们了解的，接触的都与开创新的社会息息相关。
在高之愈的影响下，李增没有通过南撷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对执行这一思想的共产党产生了兴趣，可是从1927到1932年，短短的五年间，淮市地下党组织经历了无数挫折，遭受的严重的破坏，牺牲了许多人员、精英损失大。因此他们不确定此时的淮市是否还有地下党组织，所以他们俩也只能自己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组建“察哈尔民众抗倭同盟会”告天下义士共同抗击倭寇，李增想去投奔，被高之愈拦了下来。因为知道当局政府没有抵御外敌的决心与打算，所以有时候组织有力的思想斗争和抗倭一样重要。
转眼到了各大院校的暑假时间，高之愈便和李增在和各院校交流的时候趁机组织了学生抗倭同盟会，因此二人好久都没有见过关唯珺和南撷了。期间高之愈听室友说过，关唯珺来找过他几次。但是因为忙着组织同盟会根本没有时间去找二人。
但是纸包不住火，南撷到底还是发现李增和高之愈搞抗倭同盟会的事情了，起因是高之愈在此期间终于有机会认识到了淮市地下组织的成员，顾衡时。此人在安徽太和干革命的时候，被群众夸为“有学问、有本事，了不起”。
两人认识是因为一场游行活动，当时在马路上示威、喊口号。国民政府派警局人来抓捕，高之愈意外的救下了顾衡时。二人结缘后，顾衡时知道李增和高之愈都是马克思思想的学习者，追随者，很欣喜。首先，李增身份特别，很重要，因为李增就读于蒋氏直属管理的军官学院；其二他发现高之愈有着很高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顾衡时早就担心淮市地下党组织总是不断的要搞飞行集会，发宣言、发传单，罢工罢课大型的反抗运动。这必然会使本就不多的革命成员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下，也会更加危险。所以他想培养一批新生力量。
至此，只有顾衡时和李增还有高之愈单线联系，组织里的其他成员并不知晓，也正因为这个明确的决定，保护了李增高之愈。
顾衡时在同年8月因为有内奸的出卖被捕了，第二年12月4日就英勇就义。但是李增和高之愈却平安无事，顾衡时虽遭受了酷刑却依然不屈不挠，最终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