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还未实施，就因团队中出现叛徒，导致政变阴谋被发现。最终，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
随着太子李承乾在政变中的倒下，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直接影响了大唐历史的走向。太子被废后，魏王李泰觉得机会来了。
他如同当年隐藏自己野心以实现上位计划的李世民一样，假意迎合父亲，营造出爱护兄弟的氛围，声称如果自己能够继承皇位，在百年之后定会传位给弟弟李治。
作为父亲的唐太宗见到心爱的儿子如此表态，心便软了。然而，这样的谎言被褚遂良毫不留情地揭穿。唐太宗冷静下来后，也明白在权力面前，这种承诺根本不可能兑现。
加上太子也指控魏王李泰有夺嫡之心，李世民渐渐察觉到自己儿子的野心。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这使得他害怕后世子孙认为皇位可以通过谋划得到而纷纷效仿。于是，他痛下决心废除李泰。
或许此刻的唐太宗才能真正理解当年父亲李渊的心情。作为一个父亲，即使是英明的帝王，也有自己的难处。在面对继承人的问题时，他陷入了废立太子的烦恼。
随着太子谋反、兄弟相争的爆发，唐太宗心力交瘁，精神出现混乱，甚至险些自杀。
直到后来，唐太宗意识到，如果立了李泰，他的两个儿子李承乾和晋王李治恐怕都活不了。
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立了年幼却性格温和的李治为太子，目的就是为了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和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原本，吴王李恪因武勇果敢、颇有人望，李世民也有意立他为太子，但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极力反对，使得唐太宗最终放弃了这一决定。
然而，李世民没想到，原本是为了避免子孙惨遭不测的安排，却成为日后李唐宗室被屠戮殆尽的伏笔。正是李治性格的软弱，导致后来武则天篡夺了大唐的政权，直接将太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儿子几乎屠杀殆尽。
纵观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不禁让人感叹历史是个循环。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打开了李唐皇室血腥政变的潘多拉魔盒。
作为帝王，李世民固然十分优秀，但作为父亲，他却十分失败。后来的太子李承乾荒淫无度，甚于隋朝太子杨勇；而魏王李泰则有杨广的心机和阴狠。
无论谁上位，都可能重蹈二世而亡的惨剧。虽然迫于压力立了李治，但最终也使得大唐险些被夺取江山。
【一口气看完智谋无双不输诸葛亮的隋朝末年的枭雄#历史#小知识#瓦岗寨】
他是隋末第一枭雄，能力不输诸葛孔明，却被演义小说丑化成无能小人。他还是当时最强反王，拥兵百万，远超李唐，却最终错失一统天下的机会。他就是隋末令人遗憾的悲情枭雄——李密。
作为隋末反贼榜上的头号通缉犯，李密的家庭出身却是根正苗红，显赫至极。他的祖上是正统的关陇军事贵族，曾祖父李昞是西北八柱国之一，官拜北周太师、卫国公。
论家世，他与同为关陇集团出身的李渊相比，毫不逊色。开皇年间，李密继承了父亲蒲山郡公的爵位，也算是关陇门阀中的佼佼者。
自古以来，有两种人最值得敬佩：一种是出身寒微，却选择努力奋斗的人；另一种是出身优越，仍然选择努力的人。而李密正是后者。
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志向远大，通晓兵书，武力不俗，堪称全面发展的“三好少年”。
关于他的勤奋好学，还留下了一个“牛角挂书”的典故。有一次，李密骑着一头黄牛去拜访友人，为了充分利用时间读书，他把一套《汉书》挂在牛角上，一边赶路，一边阅读。
这一典故成为古今读书人勤学励志的典范，口口相传。李密对自身的刻苦修炼，也成为他日后成就霸业的资本。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即位以来的苛政暴政导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时势造英雄，每逢乱世，一些身怀志向和野心的人就会脱颖而出。
当时，隋朝一代名臣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与其交好，以谋士的身份加入了他的造反团队。
然而，造反可不是请客吃饭，一旦失败就要株连九族。那么，出身显贵的李密为何会加入呢？其实，原因在于一句话。
在隋朝时期曾有一则着名预言：“李氏应为天子。”虽然最后预言应验在了李唐身上，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李密更像是那个一统天下的天命之人。
我们常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天下共逐鹿”。李密深感朝纲混乱，又有天命加成，于是果断加入了造反队伍。而李密的一生也因为这一句谶语而改变。
李密作为谋主，曾为杨玄感献上上、中、下三策。他认为，北上幽州，截断炀帝后路为上策；攻入长安，控制潼关为中策；进攻洛阳为下策。
李密的战略眼光正如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天下大势有着精准的判断。然而，杨玄感却不是刘备。他听了李密的建议后，反而觉得下策才是上上之策。
最终，正如李密所料，洛阳久攻不下，随着征伐高丽的军队回撤支援，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依靠计谋侥幸逃脱，但他也成为了隋朝重金悬赏的通缉犯，只能隐姓埋名，不断躲藏。
大业十二年（616年），四处逃命的李密投奔了瓦岗军。当时的瓦岗军虽然小有名气，但其创始人翟让却是一个才智平庸的领导者，只想当个劫富济贫的山大王。
在李密加入瓦岗寨之后，他充分展现出了顶级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素养，凭借自己的能力，直接将瓦岗军改造成为一支强大的势力。
最初，李密在得到翟让的信任后，为瓦岗军制定了一个发展计划，建议攻取荥阳，争雄天下。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附近有兴洛仓、回洛仓等粮仓。
夺取这些粮仓不仅可以获得大量粮食，还可以紧逼东都洛阳。因此，夺取荥阳成为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任务。
在夺取荥阳的过程中，隋炀帝派遣当时号称隋末第一猛将的张须陀前来镇压瓦岗军。在李密加入之前，张须陀曾多次击败瓦岗军，堪称瓦岗军的克星。
当翟让听闻张须陀率兵来剿时，大为恐惧，准备随时逃跑。在瓦岗军生死存亡之际，李密站了出来，统兵调度，最终击败隋军，斩杀了张须陀。
此后，在李密的全力帮助下，瓦岗军很快实现了夺取荥阳的目标。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又率兵攻取兴洛仓，打开粮仓赈济灾民，百姓纷纷归附义军。
之后，瓦岗军多次打败隋军，步步逼近东都洛阳。李密出色的领导能力使得瓦岗军蒸蒸日上。作为瓦岗军的创始人，翟让自觉不如李密，于是推举李密成为瓦岗军的首领，封他为魏公。
然而，随着瓦岗军发展形势大好，前途无量，创始人翟让的一些亲友和下属开始不甘心。他们纷纷劝谏翟让夺回李密手中的权力。
李密得知后，为了整合内部，实现更有效的管理，先下手为强，设下鸿门宴，在宴会上一举除掉翟让，彻底掌握了瓦岗军的大权。
然而，李密杀害翟让之举也种下了将士离心离德的祸根，成为日后李密败亡的重要原因。
在李密的领导下，瓦岗军歼灭了大量隋军，逐渐成为天下义军的盟主。然而，在瓦岗军最兴盛的时期，曾经有手下谋士柴孝和力劝李密进攻关中，图谋天下，但未被采纳。
李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只要占领东都，天下就唾手可得，于是长期屯兵于防守严密的东都城下，与王世充军展开了对峙。
正在此时，形势突变。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隋炀帝后，自率10万大军北上。此时，李密正好处于王世充和宇文化及的势力范围之间。
东都洛阳方面想利用李密击破宇文化及军，同时消耗瓦岗军的实力，坐收渔翁之利。于是，他们极力拉拢李密，许诺事成之后给予高官厚禄。李密为避免两面作战，接受了册封。
随后，李密与宇文化及决战。虽然宇文化及能力平庸，但其麾下10万骁果军实力不容小觑。最终，李密在这场战斗中几乎被俘。
瓦岗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正当与宇文化及竭力拼杀之时，王世充趁机灭掉了宇文化及军，独揽洛阳隋朝政。
之后，王世充趁李密战后疲惫之机发动进攻。李密仓促应战，全军溃败，瓦岗军军心动摇。更为关键的是，当初斩杀翟让所埋下的隐患也在此时爆发。
单雄信、徐世积等翟让旧部纷纷投降王世充。这样一支号称百万之众的瓦岗军，便迅速瓦解了。
当时，瓦岗军固守黎阳仓的徐世积一军还有相当实力，但因为徐世积是翟让旧部，李密不敢去投靠他，于是率军投降了唐朝。
李密到了长安之后，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政治资本一定可以得到重用，却大失所望。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密再次反叛唐朝，最终被杀。
纵观李密的一生，他在隋末群雄中，是唯一一个真正有可能与唐王朝一较高下的枭雄。
从组织山贼起家，到战胜名将张须陀，再到以少胜多，逐次歼灭隋朝从全国各地来的精兵，他的军政水平之高毋庸置疑。然而，他的失败并非能力问题。
曾经是他的臣子的魏征在为李密作传时，称赞这位旧主“驱驰四方，用兵如神”。只可惜，李密运气太差，失去了上天的眷顾，才不幸失败。
李密作为那个时代的枭雄，可谓胸有大志，腹有良策。奈何他没有像李唐那样拥有一支团结的创业团队。瓦岗军内部鱼龙混杂，矛盾尖锐，使得李密的团队容错率太低，一败而功亏一篑。
【网络传说，唐朝真的吃了隋朝五十年的粮食吗#历史#小知识#唐朝】
一直以来，关于隋朝和唐朝有一个说法，即“唐朝一直在吃隋朝的粮食，甚至还吃了50年之久”。很多人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那么，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唐朝吃隋朝粮食50年”的说法，其实并非空穴来风。这个说法的依据主要有两处：
第一处是贞观十一年（637年），大臣马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奏折中提到：“西京府库，至今未尽。”
第二处是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之末年及天下荒馑，东西数百里，人至相食，而府库之物，无所用也。”
这两种说法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但问题在于，很多营销号为了标新立异，错误地解读这些内容，以吸引眼球。
首先，关于马周所说的“西京府库至今未尽”。在古代，“仓”和“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仓”用于储存粮食，而“库”用于储存钱财。
因此，这里的“府库”并不是指粮食，而是指钱财。而且，这些钱财也不是隋朝留下来的，而是李渊定都长安之后逐渐积累的，可以看作是给儿子李世民留下的“遗产”。
根据《旧唐书·刘世龙列传》记载，李渊刚入长安时，府库储备非常有限，甚至不足以用于赏赐功臣。由此可见，“府库至今未尽”这一说法并不成立。毕竟李渊时期储备就已经不够用，更别提李世民时期了。
其次，关于“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之末年及天下荒馑，东西数百里，人至相食，而府库之物，无所用也”。这里的“末年”指的是隋文帝末年，而非隋朝末年。
结合下文可知，隋炀帝之所以能够大兴土木、频繁征战，靠的正是隋文帝末年的富饶。然而，隋文帝时期的粮食储备并非为百姓准备的，而是用于保障特权阶级和军队的粮食供应。
隋朝曾修建多个粮仓作为国家赋税的储备，但其主要用途一方面是保障特权阶级，另一方面是保障军队的粮食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