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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章 一部补鞋机,1976年滁州“6·21”铁道排水沟无名男尸案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在津浦线南段从石门山到明光八八七公里处铁道旁的排水沟里,发现一具中等身材的青年男子尸体,头部被石头砸烂,脑浆溢出,带血的大石块滚落在尸体的前方。

死者上身穿蓝色斜纹军便服,内着米黄色斜纹布衬衫,下身穿一条蓝色咔叽布长裤,裤子右前边有一个开口八公分长的暗口袋,上端安着一条拉链,脚穿黄帆布胶底鞋。死者的血迹虽已凝固,但还呈现殷红色,伤口淤积的血块还是软的,说明作案的时间不太长,可能是一两个小时之前。

扩大勘验现场的范围,在离现场六百米远的一个塘边,发现水里一块大土块的下边,压住一团衣物。取出一看,原来是一条破旧的草绿色军裤,上边有十来个大小补钉,裤子上有许多溅喷的血迹。

经化验,这些血迹和死者的血迹相同,都是b型。这显然是凶手行凶后,为了消灭罪证,脱下身穿带血的长裤,埋藏在这里。

仲夏季节,四点多钟,东方就开始发白,五点钟天就大亮了。发现尸体前两个小时,也就是上午七时左右,已经是趁早上工、赶路的时刻,凶杀案件竟然发生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又是在铁路交通线上,可见这个凶手是很猖狂的。

不过,这个地段一片丘陵起伏,铁路两旁的矮山挡住了行人的视线,凶手选择这个隐蔽处作案,正是他的预谋。现场没有发现丝毫挣扎搏斗的痕迹,表明被害人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可以断定:他们是同路人,而且是熟悉的同路人。

那么,被害人姓甚名谁?凶手又逃往哪里?

这个案件没有留下任何一件可以显示被害人和凶犯来龙去脉的痕迹。

这个案件没有任何一件证物可以指示搜索的方向。

这个案件也没有任何一件凭证可以显示这起凶杀事件的性质,是情杀、仇杀,还是谋财害命。

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片茫然。然而,只要有犯罪的存在,就不能不在辽阔的空间留下痕迹。由滁县地区和嘉山县司法机关以及蚌埠铁路局的保卫部门联合组成的一支办案队伍迅速行动起来,在上到徐州、下到南京的铁路沿线和附近的农村,展开了调查活动。办案人员坚信:只要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终归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仲夏的农村,正值大忙季节。案件的调查访问工作,只有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

炙热的太阳烤着大地,热浪四散。两个调查小组的同志冒着酷暑,汗流浃背,以铁路为界,一东一西,走遍了沿线二十多里路的村庄和田野,访问了两百多个社员,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不知道”;或者是:“田里的活正忙,十多天没赶集了,没走过这条道”。

至于被害人尸体的照片,经过辨认,回答都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专案组的同志并不气馁,坚持不懈,继续深入调查,终于从一位铁路养路工那儿了解到一个重要的线索:6月21日上午7时,就在出事前不久,石门山车站养路工老郝自北向南检查线路,迎面有两个人沿铁道走来,这两人一高一矮:矮个子身穿一身蓝衣服;高个子上身穿蓝衬衫,下身穿一条草绿色军裤,胳膊上挎个黄帆布包。擦身过的时候,听高个子说,他最近从北京刚回来,又要去杭州,上石门山搭车。后来渐渐走远了,一转山拐,他俩就进入了那狭窄的通道。老郝只注意检查线路,再也没有去管他们的事。

老郝还约略记得这两个人的面貌,经过辨认,被害人正是那个矮子,很瘦。那高个子貌似中年,长方脸型,塌鼻子,厚嘴唇,颧骨高,左额靠近太阳穴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伤疤,面色黧黑。

不知名,不知姓,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去寻找这样相貌的人,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不过从被害人的衣着、修路工提供的形象以及这两个人的去向看来,他们是北方人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决定沿津浦路线向北方搜索。

自石门山以北的各个大小车站都接到了电话通知,密切注意有没有上述特征的高个子中年男人上车。

一组办案人员分头到石门山、板桥、小溪河、李二庄车站,召开检票、服务人员座谈会,请他们回忆6月21日当天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乘客和可疑的迹象。

上万张协助侦查破案的通报及时发往定远、凤阳、嘉山、滁县和淮北宿县、阜阳地区的十几个县,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协助了解当地有没有走失人员,在走失人员中有没有同死者面貌相似的人,有没有同凶手相似的人。

通报还发往全省的几个大劳改农场和监管所,要求他们检查在逃的犯人中有没有同凶手相象的人。

七个小组带着通报,分头到淮南、淮北,深入到各公社,逐村逐户地查寻。

一张张捕捉罪犯的网张开了。

各地群众大力协助,纷纷向办案人员提供线索。石门山前一站的板桥车站反映了一个情况:6月二21日上午10点多钟,201次慢车检票时,有一个高身材的中年男人,长方脸,面容黧黑,左上额还有一块伤疤,挎个黄帆布包,手持到蚌埠的车票,因为抢着进站,同一个挑担子的妇女争吵起来,耽搁了检票时间,所以这个小站的服务人员对他的印象很深。

这人是不是那个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在石门山以南作案,很可能越过石门山,在前边另一个车站上车,以躲过追踪,这是潜逃犯惯用的伎俩。而且,他又是那么急急忙忙地抢着上车……

作为侦查人员,对每个可疑的线索都不应轻易放过。于是,在这个嫌疑分子所到的终点站蚌埠,展开了一场仔细的搜索。

各个小旅馆的旅客循环簿都集中起来,22、23日两天过往的旅客中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这些旅馆的服务人员都在认真地回忆。

车站、码头和一些比较混杂的场所都有人不动声色而又十分警觉地监视着,注意有没有同那个嫌疑分子相似的人。

6月21日上行的201次列车上的列车员被邀集在一起,能够找到的这趟列车上的一百多名乘客都一一经过访问,是不是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嫌疑分子。

在板桥发现的那个嫌疑分子的行踪找到了。一个在板桥和他同阵上车的乘客说,这个挎黄帆布包、脸上有块疤的是涡阳人,他下了火车,就直奔汽车站,上涡阳去了。听说他家住涡阳县孙集公社。

专案组的成员不顾劳累,长途跋涉,立即赶到目的地。

公社保卫干部一听专案组介绍所要搜索对象的特征和踪迹之后,马上就提到郭德营的名字。这家伙一向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搞投机倒把,常到蚌埠、明光、滁县一带贩买贩卖,曾被拘留多次。现在他不在家,上阜阳去了。

事不宜迟,专案组成员乘专车赶到阜阳。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查实这个嫌疑分子常到大于口十六号一家姓卢的家里。据说,他们是表亲,常合伙跑生意,从北方贩香烟,从南方贩茶叶。前两天这个姓郭的又来了,后来,两人到河南固始去了,他们在固始城郊公社有个落脚点。

这家伙的行踪诡秘得很。

专案组风驰电掣,第二天中午又赶到靠近安徽的河南省固始县城。

在固始县城郊公社党委办公室里,这个名叫郭德营的人终于露面了。此人果然是个大个子,腰粗臂圆,一张黧黑的面孔上生着许多酒刺疙瘩,左额上方有一个疤痕,同板桥那个铁道养路工描述的形象十分相似。

例行的问话之后,审讯员就单刀直入地提问:“六月二十一日你在哪里?”

“我在板桥哇!”他不加思索一口就回答了。

“你在板桥干些什么?”

“我的一位姨娘住在板桥街上,我是去搞点粮食的。”

“你那天还去过哪些地方?”

“我哪里也没有去,你们可以查访。”

两天后,嘉山县的回电来了:“郭德营6月20、21日确在板桥姨娘家,未曾离开。”

材料证明:这仅是一个面貌相似的人,而不是杀人凶犯。

这条线索断了。

宿县、固镇、徐州相继送来发现可疑的人的情报,共有二十一个,经过查证,一一都被否定了。

在阜阳、宿县、滁县地区普遍调查了走失的人口,共有一百一十多名,经过查证,没有一个和被害人的特征相吻合。在白湖、建新、利辛几个劳改农场和几个监狱实地调查,少数逃跑的罪犯中也没有同凶犯相似的人。

一万多分发往淮北、苏北和皖中地区的协查通报,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一个线索断了,新的线索又被提起,新的线索又是落空……

被害者是不是北方人,这个最初的判断值得重新考虑了。

夏去秋来,经过四个多月的明查暗访,专案组的几十名成员熬过多少不眠之夜,费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却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解开这个无名尸案的线索。

指挥这场战斗的领导组织又一次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根据四个月来的工作进展,决定暂时停止在农村中的搜索,把侦查破案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大城市,从查证遗留物入手,采取以物找人的做法,发掘新的线索。

被害人裤子的前方口袋上装着一条拉链,这是一个显着的特征。这种服装的式样是比较少见的,查明它的产地,也许可以为侦查工作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还有,死者米黄色斜纹布的内衣,内衣上带有螺旋形的纽扣,都是可以作为发现新线索的引物。

这些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11月4日,在陇海线最东端的连云港市,专案组的两个成员在一个水果摊旁看见三个正在买梨子的青年人,从裤子口袋里掏钱。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暗口袋,上端装有七、八公分长的拉链,再仔细观察,这裤子的颜色和式样,同被害人身上穿的裤子完全相同。

这真是个重要的发现。

这三个青年人被请到专案组的住处。

他们是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人。这一带人多地少,农村青年常常结伴外出,以弹被套、补鞋谋生。这三个青年人就是到北方弹被套的。他们身穿的裤子是温州地区成批生产的,到北方做生意的人怕扒窃,专门在口袋上装个拉链,这种服装在别处比较少见,只有温州地区几个县的青年人爱穿。

他们听了案情介绍,看到协查破案的通报,都说去年在石家庄弹棉花时碰见过一个同被害人相象的人,他叫陈光巨,是温州地区永嘉县古庙公社人。

一个新的大有希望的线索展现在专案组的面前,侦破工作到此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机。

专案组迅速调整了原来的侦破工作方案,组织力量,南下三千里外的温州地区,带着现场搜集到的衣物,查找被害人的下落。

在当地司法机关的配合下,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

这个地区青年手艺人确实爱穿带拉链口袋的裤子,也爱穿细纹米黄色卡叽布衬衣。这两种服装在当地都是成批生产。死者衬衣上螺旋纹纽扣是温州市街道五七工厂生产的,全省各地都有经销。初步查证得来的这些情况说明,被害人有极大可能是温州地区人,但不是连云港那三个年青人所说的陈光巨。永嘉县的陈光巨安全地呆在家里,他从去年冬天到河北省石家庄弹了一阵子棉花,赚了一些钱之后,过不惯北方的生活,早已回家,一直没有再外出。

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材料,温州地区每年大约有一万多名青年人到北方去弹棉花、补鞋,从事手工劳动,要从这一万多名外出人员中查找一个失踪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比起前一段时间那种漫无边际的搜索,毕竟是有了一个确定的范围。

协查通报分发到温州地区每个城镇和公社。专案组的同志巡回奔走在温州地区的七个县。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时已是1977年的初春。

一天,平阳县望里公社保卫干部来到地区,向专案组的同志反映,他们公社马鞍大队有一个名叫林淑春的青年,去年五月出外做手艺,同行的几个人都回来了,只有他一去无踪影,至今已半年多了。

专案组的同志带着被害人的衣物和照片来到林家,林家的人看了照片,认定被害人正是林淑春,那条带拉链的裤子和米黄色的衬衣正是他常穿的,一家人都伤心地痛哭了。

六个月的艰苦转战,从黄海的海州湾跑到了东海的温州湾,在地球上已经跨越了十个纬度,陆路的行程将近五千里,现在这个案件总算有了眉目。

被害人林淑春,20岁,品行端正,平时不多话,很少出过远门。去年五月初,随同本大队社员黄乃森、石岳昌一行六人,各自带了一部补鞋机,到北方做补鞋手艺。5月11日在镇江分手,林淑春同黄乃森、石岳昌三人到南京,另外三人到苏北。在外补鞋的生意并不好,每天吃住开销,赚不了多少钱,一同出去的几个人都回来了,只有林淑春一人滞留在外。黄乃森、石岳昌回来,还带回林淑春托带的四件衣服。据说,他们在南京分手时,林淑春跟一个家住南京附近的汉子一阵,说是把补鞋机卖给这个人了,要到这个人家里讨钱,并且约好要教这个人的妹妹学会补鞋技术,几天后就回来。谁知一去无踪影,竟遭此不幸。

被害人的姓名住址搞清楚了。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凶手究竟是谁?

死者家属和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对同行北上做手艺的人有怀疑,乍看起来这个怀疑也不无理由。

第一,三人同行,为何中途分手,只单独留下一人?

第二,林淑春托他俩带回四件衣服,他俩先前不想给,

传到林淑春母亲那里,曾引起一场口角。

几件衣服都不肯交,更多的钱财岂不更加引起他们的贪心?这些都是怀疑,是猜测,办案中是不足为凭的,办案需要确凿的证据。

与林淑春同行的黄乃森和石岳昌又是一种说法:因为在外边补鞋生意不好,他们三个人都想把补鞋机卖掉,回家过端午节。黄乃森、石岳昌的机子很快脱手,林淑春的机子因为底脚跌断,重新焊接,用蓝色油漆涂刷了一遍,不太好卖。

6月15日,黄乃森和石岳昌先到车站买票,准备返回浙江。早晨八点多钟,林淑春带着一个上身穿蓝色军便服、下身穿草绿色军裤的中年男人一同赶到车站,高兴地对他们说,他的机子也卖掉了,就是卖给这个中年人的,卖价二百二十元,约好跟这人一阵去取钱,取到钱就赶回浙江老家过端午节。买机子那个人自称是海军退伍军人,刚从北京回来,手里还拎着两个旅行包,一个黑色的,一个黄色帆布的。这个人脸色黑黑的,长方脸型,额角上似乎还有一个伤疤。上午十点多钟,他俩买了往镇江方向去的车票,上车走了,票价只花了六角钱。听那人说,下了火车还得买一块多钱的汽车票才能到家。

摆在专案组面前的是两个侦查方向:一个是浙江的同行人,一个是南京车站遇到的那个中年人。

经过对平阳县的望里、新安等公社一九七六年以前到北方做手艺的二百五十多人逐一的审查,断定他们在时间和逗留地点上都缺少作案的可能。倒是黄乃森和石岳昌两人反映在南京车站上遇见的那个中年男人,同石门山养路工在现场

遇见的那个嫌疑分子的相貌特征不谋而合,是个极其可疑的人物。

为了进一步寻找能够印证这种判断的依据,又对现场查获的衣服进行技术鉴别。

两个有经验的剪裁技师对被害人身穿的外衣和塘里捞出的带血迹的草绿色军裤作了仔细的鉴别对比后发现,被害人身穿的裤子应该是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人穿的,而上装则应是一米六以上身高的人穿着才能合身,而且体形较胖,那件上装同塘里捞取的那条裤子倒很配套。被害人家属也说那件上装不是他家的。那件上装和带血的裤子裁剪的式样和缝制的工艺也不是浙江的工艺传统,裤子上的补丁同浙江流行的补法也有差异,浙江是内向外补,而这条裤子上的补丁是从外向内,补法完全不同。

被请来参加鉴别的两个长期从事棉布销售的老营业员认真回忆了当地销鲁棉布的品种,在他们记忆中,那件蓝上装的斜纹布和做裤子的草绿色纱咔都不是本地产品,是江苏镇江产品,一九六五年以前在温州销售过,那年以后,就没有再进这类产品。蓝色上装里衬的一块红格子粗布,平阳县从来没有卖过。

技术鉴定的结果说明,被害人生前曾经同别人调换过衣服穿着,这衣着绝非浙江产品,而是江苏一带的产品。

因此,可以推断,在死者被害前有一个外地人与他同行,黄乃森和石岳昌提供的情况是可靠的。

然而,从哪里去查找这个同行者?也许买补鞋机的人就是杀害林淑春的凶手。

从南京车站往镇江方向购买六角钱车票,下车后还要乘坐一块多钱票的汽车。这是一个隐隐约约的线索。

还有,就是那个涂成蓝色的补鞋机,这是一个实在的证物。

一场新的搜索又开始了。

自南京东行的六角钱车票到哪里?龙潭,或者是下蜀。

再乘一元多钱票的汽车又到哪里?丹阳,江宁,或者是金坛。

这也许是犯罪分子故意布下的疑阵。即使是疑阵,也要去破除它。就犯罪分子的心理状态来看,一开始的骤然间,他也许还没有形成犯罪的最后预谋,没有把各种掩饰手段设想得那么周密。

这个战役的方案还是以物找人,从搜索那部损坏了底脚、刷上了蓝色油漆的补鞋机开始。

在平阳,拍下了同类补鞋机的照片,印制了新的协查通报,分发到南京郊区和镇江地区的各个城镇和公社。

专案组两路进兵,一路在南京郊区的丹徒、江宁、金坛各个县分头查访,一路自滁县向北,在各旅社、浴室调查了解,自去年六月分以来,有没有人带补鞋机住宿。

在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犯罪分子的踪迹终于被发现了。

江宁县长江公社飞花大队的群众反映,这个大队一向不务正业的汪信海,在去年六月下旬,带了一个年轻人,背着一台蓝色补鞋机回家,说是把这部机子买下了。两天后,两人同阵上嘉山,第四天,汪信海独自回来,说卖机子的年轻人从镇江上车回浙江去了。

经过辨认,这部补鞋机正是被害人林淑春的原物。

至于汪信海本人,在干了这件丧尽天良的事后不久,又因偷窃被江宁县公安局拘留审查,还关在看守所里。

这样一个作恶多端而又狡猾的犯罪分子是不会那么轻易认罪服法的。

审讯中,他撒谎、抵赖,企图蒙混过关,但都是徒劳的。

“你家那个补鞋机是哪里来的?”审判员问。

“买的。”

“买谁的?

“一个浙江小伙子的。”

“那个浙江青年人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他在狡赖了,他还以为审判员没有掌握底细。

“他在你家住了两天,怎么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没有必要问他。”

“这个青年哪里去了?”

“早回家了。”

“真的吗?”

“我不说一句谎话。”他回答得倒干脆。

“你上过嘉山吗?”

“没有。”又是一句编造的谎言。

“有人在石门山铁路线上看见过你。”

“没有,那决不是我。”

“这条裤子是你的吗?”审判员拿出带血的军裤。

“哦!是……不是我的。”他假作一番辨认,又在抵赖。

不过,他眼睛流露出畏惧的神情,倒露了他的底。

“假如你的妻子说这裤子是你的,你又怎么说呢?”

“她说她的,我的东西只有我说的算。”他是至死不悔了。

专案组人员宣读了他妻子的证言。他妻子经过教育,讲了汪信海买补鞋机的全部事实经过。她不了解她丈夫杀了人,但是她已察觉了她丈夫行为的蹊跷。她和她的父亲都怕汪信海做出越轨的事,一再追问他机子的来源,追向那个青年人哪里去了。汪信海粗暴地回答:“你们别再问我,要我说真话,除非我的头朝后长。”

听了自己妻子的全部证词;

听了石门山养路工的证词;

听了黄乃森、石岳昌的证词

见到了被害人的照片

见到了摆在面前的血衣,·……

这个凶恶的罪犯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低下了头。

原来,这个汪信海一贯不务正业,多次行窃诈骗,被拘留关押,仍不悔改。一九七六年初,冒充下放工人,到北京上访闹事,六月间被遣送回南京。那天夜里,在车站上遇见被害人,一部补鞋机引起他眼馋,假意说要买,把林淑春骗到家里,留住两天,故作亲近,又是换衣服穿,请喝酒;又是请他传授补鞋技术。两天里连房门都不出,妄图掩人耳目。第三天一早,骗被害人到蚌埠亲戚家讨钱还款。因为无票乘车,二十一日清晨,在嘉山被赶下车,步行到石门山。在山丘的转弯外,四望无人,趁被害人不提防,举起石头,实行了罪恶的一击……

为了侦破一起凶杀案,人民的保卫者历尽艰辛,查访了十二个城市和五个省的七十五个县,行程三万多里,终于将杀人犯缉拿归案。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人犯汪信海终于逃脱不了法网,受到最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