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胸怀大志。早年师从曾国藩，学习经世致用之学，这段经历为他此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李鸿章投身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1862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他组建淮军，并乘轮船抵达上海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在上海期间，他积极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新式军队，使得淮军战斗力大幅提升，也让他逐渐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
18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为中国军队近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后，他积极践行“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理念，推动创办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近代企业，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他认识到中国积弱根源在于“患贫”，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主张。同年秋天，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访问了他。
19世纪80年代左右，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大力培养近代化科技、军事人才，积极推动近代海军建设，组建了北洋水师。1881年，留美幼童计划被中断，中国铁路建设先驱詹天佑便是留美幼童之一。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日军借机攻占朝鲜王宫。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作为北洋水师统帅的李鸿章，在战略决策和指挥上出现严重失误。他过度依赖外交手段避免战争，对日本军事准备严重估计不足，战争中指挥不当、战术保守，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给中国国防和民族自尊心造成了极大打击。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负有历史使命，被迫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并因此被脱去黄马褂并降职减薪。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试图借助俄国、德国和法国对日本施压，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尽管中国为此付出了巨额赎辽费，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领土的进一步丧失。他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会见各国使节和政要，阐述中国的立场和困境。
1896年初，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国指名要李鸿章参加。李鸿章奉命出使欧美各国考察一年七个月，这是封建王朝官员出访西方考察时间最长的一次。
考察期间，他目睹了西方各国先进的工业生产场景，机器轰鸣、工厂林立，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与中国传统的手工作坊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还见识了西方发达的军事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感受到了中国在军事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西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让他大为震撼。
在与各国政要交流时，他深刻体会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有一次，他在公共场合因随地吐痰又抽烟遭服务员指责，这让他强烈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文明素养和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
回国后，他将这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进行了整理与反思，但这些成果最终却因晚清的腐朽统治未能得到有效运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政府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匡等与列强谈判。国人对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声讨不断，称他为“卖国贼”。但李鸿章也努力争取，将赔款数额从最初的10亿两白银降至4.5亿两。
李鸿章深知铁路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积极推动铁路的修建。在他的努力下，中国陆续修建了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他在推动铁路建设时面临诸多困难和阻力，保守势力认为铁路会破坏风水、惊扰祖宗神灵，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问题也制约着铁路建设的发展。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但李鸿章并未放弃对近代海军建设的努力。战后，他积极主张重建海军，提出一系列改革和发展海军的建议，强调加强海军人才培养，提高海军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尽管这些主张因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实施，但他对近代海军建设的关注和努力，为后来中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李鸿章还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近代工业和商业。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陆续开放一些通商口岸，加强与外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他还鼓励商人投资兴办企业，支持盛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他也积极推动文化交流，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邀请西方学者和专家到中国讲学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犹如沉重的枷锁，将中国进一步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内心悲愤交加，他明白这份条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苦难，而自己也彻底沦为了历史的罪人。
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过度劳累，让他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不久后，他便大口吐血，病情持续恶化。此时的李鸿章，回顾自己的一生，从早年投身军事镇压太平天国，到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培养新式人才，再到周旋于复杂的外交事务中，虽竭尽全力为国家的富强和稳定而努力，却始终无法改变大清国江河日下的命运。
11月7日，李鸿章在悲愤与疲惫中离世，享年78岁。他的去世，标志着晚清一个时代的落幕，其一生的功过是非，也成为后世不断争论和研究的复杂课题。
李鸿章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一生充满争议。他是封建王朝为官时长位居前列的官员之一，长达五十余年的为官生涯里，他始终坚守岗位，从未有过辞职的念头。
在晚清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周旋于复杂的官场，竭力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他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培养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大量主权和领土，赔偿巨额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中国国际地位大幅下降。
很多人骂李鸿章“卖国”，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加重人民负担，加深民族危机。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后，他又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向列强赔款巨额白银4.5亿两，本息合计达9.8亿两，还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等，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是外交策略上的失误和妥协。他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试图利用列强矛盾维护中国利益，却未达预期，反而让中国在外交上更加被动，如甲午战争前寄希望于列强调停阻止日本侵略，最终失败。
在与列强的外交谈判中，他过度妥协退让，认为中国国力弱小无法对抗，通过求和、签约换取暂时和平，让列强轻视中国，加剧民族危机。
三是在一些对外战争中的表现不佳。甲午战争中，他作为北洋水师统帅和清政府主要决策者，在指挥和决策上存在诸多问题，对日本军事力量估计不足，战争准备不充分，作战时国于保守，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在一些与日本的冲突中，他还存在被质疑的行为，如出于“不宜与外强加深摩擦”的态度选择调停和签署条约，被认为是牺牲国家利益维护自身政治地位。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北洋船政、津浦铁路等一批实业项目，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还积极培养新式人才，创建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因此，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来评价李鸿章，既要看到他的过错和不足，也要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还有两个女儿李菊耦、李经溥。因父亲李鸿章签订条约受到一定影响。
李经方：李经方是李鸿章的养子，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担任过出使日本大臣等职。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使得李经方在外交场合也常面临尴尬处境。
各国列强知晓他与李鸿章的关系，部分人对他怀有偏见，在外交谈判等事务中，他受到的刁难和不公平对待增多，开展工作的难度加大。在国内，他也因父亲的“骂名”而遭受舆论压力，许多人对他的外交活动也充满质疑和抵触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政治发展。
李经述：李经述是李鸿章的嫡长子，饱读诗书，原本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然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国内民众对李鸿章的指责和愤怒达到了顶点，李经述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对父亲的遭遇感到痛心和无奈，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李鸿章去世后，李经述守孝期间，因过度悲伤，加上外界舆论的压力，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后便郁郁而终。
李经迈：李经迈曾任出使奥地利大臣等职。李鸿章的“卖国贼”骂名，让李经迈在仕途上遭遇了不少阻碍。他在一些政治活动中，时常会受到他人的冷眼和排挤，同僚们对他的态度也因他的家庭背景而变得复杂，许多人对他心存芥蒂，这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晋升空间和政治影响力。
李菊耦：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嫁给了晚清文人张佩纶。虽然身为女子，较少直接参与政治事务，但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让她在社交场合中也受到牵连。一些对李鸿章不满的人，会将这种情绪转嫁到她身上，使得她在社交时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和议论，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李经溥：关于李经溥的记载相对较少，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李鸿章的“恶名”必然会给她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她在婚姻、社交等方面，可能会因为父亲的缘故，面临一些偏见和歧视，不过由于资料有限，难以明确其具体受到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