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海军在大力建造水面战舰的同时，并没有停下潜艇部队的发展脚步。
从1912年11月开始，一批新艇相继出现在海军的各家造船厂中，是为“S19”号至“S30”号潜艇，其中由雷州和胶州两厂各建造了四艘，大连和钦州两厂各承建两艘。
到1916年8月，十二艘“S19”级潜艇全部建造完成，平均单艇造价70万华元。
“S19”级是华夏第一型彻底按照远洋作战要求而设计的潜艇，艇体全长为71.5米，宽6.8米，在水面航行时吃水3.8米，排水量880吨，水下状态时排水量为1,070吨。
该级艇在前甲板上加装了一门1904年型45倍径100毫米甲板炮，鱼雷武器为六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艇艏四具，艇艉两具，备有十枚鱼雷。
“S19”级采用了潜艇常用的柴电动力，双轴推进，水面航行时使用可提供2,150马力的两台柴油发动机，并且由其为蓄电池组进行充电。
水面状态下的最高设计航速为15.2节，以10节航速可续航5,300海里。
在水下航行时，则依赖由电池组驱动的两台电动机推进，总功率1,200马力，最高航速8.7节，最多可持续航行65海里，最大潜深约60米，艇上编有官兵51人。
若说这陆军，作为国家安危的脊梁，往往在战争时期冲锋陷阵，守土掠地，声势浩大。
等到了和平时期便陷入沉寂，即便如何壮大发展，也因很难展示在外人的面前，而显得十分神秘。
相比之下，海军则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不但在战时承担着争夺海权，保卫海疆，攻击敌岸和保交破交等多种作战任务。
在和平时期也是进行国威彰显，外交威慑以及维护海上权益等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军舰又常被誉为“海上流动的国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是影响力的合理伸展。
因此，在非战争年代，海军的建设和活动更受到世人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华夏共和国自正式立国已经过去十余年了。
虽然仍算是一个绝对的“新生”国家，但拥有着辽阔的国土，众多的百姓，在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后，俨然已渐入世界强国的行列，至少在东方举足轻重。
正所谓水涨船高，情随事迁，华夏国家的日益兴盛，也影响着华夏国民的心态发生了逐渐的改变，认为有所依靠，自信心不断高涨。
然而凡事皆有惯性，有些人总是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反倒总以固有的旧习去对待他人，其中还常包含着恶毒的嫉妒和歧视，甚至刻意迫害。
而不久之后，在华夏南边不远的地方，就发生了一些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情。
华夏的广东和福建以南，是为南海，其周围环绕着黄金半岛和无数大小岛屿，旧时泛称“南洋”。
因为“南洋”与中原山水相连，早在秦汉时期便有华人往来那里经营，后世中原还有大量的人口因各种原因不断向那里迁徙移居。
其中由于距离“南洋”最近，在前往那里“讨生活”的华人当中，闽粤两地的人数最为众多。
华人勤劳聪慧，能吃苦，懂经营，因此在“下南洋”后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发展。
因此“下南洋”的华人在垦殖、手工、商贸、航运等很多领域，甚至是海盗这个“非常规行业”中，都能占得很重要的地位，还建立过许多华人政权，影响甚广。
华人由此成为了“南洋”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族群，同时也在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和难以言尽的血泪。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势力陆续进入“南洋”地区，并凭借着坚船利炮和其本国国策的支持，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地。
反观旧时的中原王朝，则总是对海外的侨民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
于是，“南洋”的华裔在没有本土庇佑的情况下，很难与西洋侵略者进行抗衡，其势力逐渐走弱，与当地的原住民一起沦为被殖民的对象。
对于华侨的态度，西方的殖民者们在侵入“南洋”的过程中，将其视作竞争对手，在建立统治后又把他们当成是盘剥财富的“肥羊”，进行统治的工具和不安稳因素。
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华人都遭到针对，又因靠自身努力积累的财富而被觊觎，处境十分艰难。
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特别是在“东方战争”之后，华夏百姓的国民意识日益提高，归属感和自豪感也逐渐扩及海外。
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华夏当局多次重申要保护华侨利益，旅居“南洋”的华人们，生存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
相应的，许多西方殖民者也调整了对华裔的态度，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这就导致了悲剧仍在上演。
1912年的5、6月间，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多个地方，发生了一场骇人的排华浪潮。
一些本地土着中的流氓、恶棍，因嫉妒且垂涎于华侨通过辛苦劳作而积攒的财富，便公然进行结伙抢劫。
随后在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挑唆下，在荷兰统治者的纵容下，事态开始持续发酵，逐渐升级成为族群层面的大规模冲突，引发了一场恶性的排华事件。
其中事发比较集中的地区，是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当地众多华侨的财物遭到劫掠，房屋店铺被焚毁，甚至还发生了许多起虐待和屠戮的惨案。
事件的消息传到华夏国内，立刻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华夏当局除了对此次暴行进行了公开的强烈谴责，还通过外交渠道屡次向荷兰政府递交抗议。
并且要求荷方对此事件进行彻查，务必严惩施暴者和相关责任人，还受害者以公道，并且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切实保护华侨权益，以及进行赔偿和道歉，等等。
然而，荷兰当局对此的态度，却只是表面应承，实际则是搪塞拖延，甚至在指示当地尽快清理痕迹后，转而开始了各种狡辩和拒不承认。
如此一来二去，华夏方面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殆尽，最终不得不做出决定，要对此次事件展开自行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