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继续复习备考 第一节 复习写作知识（续11）
五明正在努力地学习如何在写作中实现贯通文气这一关键技巧。当他深入研究写作的“机遇”部分时，不知不觉间就触及到了“文气”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在行文过程中，为什么不能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而是必须要做到“一气呵成”呢？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为了始终维持住写作时的那份“感兴”，让灵感与激情能够源源不断地流淌于笔端；然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便是渴望达成“文气”的贯通。
我们都知道，一篇好的文章仿佛拥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其实就源自所谓的“气”。那么，为何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或许这跟汉语以及汉字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显着特点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西方文学领域里，谈论写文章时强调“气”的重要性相对较为罕见，但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气”在文章中的地位可是举足轻重的。早在很久以前，古人们便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养气”对于创作优秀作品的重大意义，并对此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
孟子乃是首位畅谈“气”这一概念之人。据其所言，自身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知言”且善于“养气”。在《孟子·公孙丑》之中，存有这般对话：“敢问夫子您擅长于何处呢？”孟子回应道：“我深知言辞之道，亦善于涵养那浩然之气。”所谓“知言”，意即对于语言和文字具备高深的素养，通晓它们在表达“思想”之际的长短利弊所在；而所谓“养气”，则是在持之以恒地开展思想以及道德方面的修养之后，所切实展现出的那般“无人能够抵御”的强大精神力量。
然而，孟轲所论及的“气”，诸如“至大至刚”呀，又如“充塞于天地之间”等等说法，着实显得颇为“玄妙莫测”，令人难以透彻理解。就连他本人都坦率地自承：究竟何为“浩然之气”，实在是“难以言说”啊！纵然是他，对此也未能阐释得清晰明了。说起“气”和“言”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紧密关联，那位孟老夫子却是只字未提。不过呢，尽管如此，这位孟老夫子到底还是抛出了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并且也在一定范围内对其展开了论述和发挥。再加上啊，在后来漫长的岁月当中，他老人家一直都备受尊崇，被人们敬称为“亚圣”。因此，对于他所做出的倡导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我们实在不应该轻易将其忽视或者抹杀。
而真正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气”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的，则非曹丕莫属啦！在那部着名的《典论·论文》里面，曹丕就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文章应以‘气’作为主导要素，因为‘气’有着或清或浊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些都是无法通过人为的强力作用去强求达成的。”不仅如此，曹丕甚至还进一步把“气”当作衡量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并据此对当时众多的作家及其作品逐一进行了评价分析。比如说吧，他认为“徐干的作品时不时会流露出一种所谓的‘齐气’（也就是齐国地区特有的那种风格气息）”；又如，他夸赞“孔融的文章体裁和气韵高雅精妙，其中有着超越常人之处”等等。此外，在《与吴质书》这封书信之中，曹丕也曾提到过：“刘桢这个人啊，他的作品里蕴含着一股飘逸洒脱之气，只不过可惜尚未达到圆融成熟的境界罢了。”曹丕所言的“气”，若仔细探究琢磨一番，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两层意思：其一，如“气之清浊有体”以及“孔融体气高妙”中的“气”，它们所表达的实则是相同的概念，即一个作家因受到“光天化日”之下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天赋禀性、气质上的差别（通常会与“体”这个字搭配使用）；其二呢，则是像“有齐气”或者“有逸气”里的“气”，此“气”并非指代前面那种由于先天条件造就的气质差异，而是特指由各不相同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属于每一位作家独有的个性风格特征。这种独特的个性风格，犹如每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烙印，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在前一种关于“气”的概念里，于“机遇”五明阶段便已有所涉猎和学习。然而，此概念相对而言显得颇为“绝对”，过度强调了“天资”以及“禀赋”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其本质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不过呢，后一种对于“气”的理解，则着重讲述的是文章自身所具备的独特个性与鲜明风格，这样的阐释不仅极富哲理，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借鉴价值。
举个例子来说吧，当谈到徐干（字伟长）此人时，评价其“时有齐气”，这样的论断可谓颇具慧眼且深有见地。要知道，徐干乃是“齐”地之人（北海一带），按照传统的说法来看，“齐俗文体舒缓”，也就是说当地所流行的文风往往比较舒展、迂缓，呈现出一种慢条斯理的特质。正因如此，受到此种地域风俗潜移默化的影响，徐干在行文之时也难免会时常流露出那种较为舒缓的“齐气”来。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能够从“环境”对人的熏陶浸染这个角度，去深入探究作家个性风格得以形成的部分缘由所在。
再比如说刘桢（字公干），他同样身为“建安七子”中的一员，其所撰写的文章别具一格，展现出飘逸不群的风姿，更带着几分潇洒雄壮之气概。故而，称其为“有逸气”，实在是恰如其分啊！然而，他身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那便是所谓的“壮而不密”。其作品风格雄壮豪迈，气势磅礴，但在细节处理和结构安排方面却显得不够缜密严谨，从而导致整体给人一种虽强大却略有疏漏之感。正因如此，有人评价他的文风尚未达到那种遒劲有力、成熟老练的境界。
这样的品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其作品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基础之上的，可谓一针见血且十分精辟独到。故而，即便曹丕所谈论的“气”与后世所言的“气”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相同；即使他的“文气”之说正确与错误各占一半，其中包含了诸多消极的成分；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他在此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真正在文学创作领域构建起“文气”学说体系的乃是韩愈这位大家。韩愈出生于唐朝时期，籍贯为邓州（现今位于河南省）南阳。他不仅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更是开启全新一代文风、堪称散文界一代宗师级别的存在。
在韩愈看来，评判一篇文章在表现力方面究竟是优还是劣，关键就在于一个“气”字。对此，他曾明确指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关于这一观点，朱自清先生给出过一段极为精妙绝伦的评论阐释。朱先生表示：“不过呢，韩愈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这个标准便是‘气’。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谓的‘气’，其实指的正是那种自然而然的语气表达，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流畅的音节韵律。虽然韩愈尚且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定体‘雅言’所设定的框架束缚，从而直接采用当时流行的白话文来进行创作，但他却是有史以来头一个有意识地把白话文那天然质朴的自然音节引入到文言文当中的人。在这一关键之处，通常被视为传统且古老的“古文”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古旧”；然而，正是他所倡导并提出的“语气流畅”（气盛）这一评判准则，犹如一盏明灯，为后来的学者们指明了前行的道路。由于他的弟子数量众多，再加上那些虽未正式拜师但深受其思想影响、敬仰并效仿他的人，纷纷踏上了这条由他指引的路径，从而使得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崭新的文体可以说是全新形式的“古文”，到了宋代时期，则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谓——“散文”，而它的创立与发展无疑应归功于韩愈。
韩愈曾有过这样一番精妙的论述：他将“气”形象地比喻成“水”，把“言”视作漂浮于水面之上的各种“物体”。如此一来，只要水量充足浩大，那么无论物体体积是大是小，都会自然而然地全部浮出水面。因此，对于一篇文章而言，最为重要的便是要有充盈旺盛的气势。一旦拥有了强大的气势，便无需刻意去追求如何精心安排对仗结构，也不必费心思去琢磨和修饰华丽的辞藻，更不必像六朝时期流行的骈赋那般讲究工整对仗和精雕细琢。他所提及的这个“气”，确实存在着像朱先生所言那般，涉及到“音节”以及“语气”等外在呈现方面的问题。然而，其实际内涵远不止于此，恰恰是在此处，他未能阐述得清晰明了。
自韩愈之后，谈论“气”这一概念之人可谓众多。不过，若论及讲解得较为通透且详尽具体的，还当属清代的刘大魁。刘大魁身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授业恩师，曾撰写过一部名为《论文偶记》的着作，在当时颇具声誉和影响力。
在这部作品当中，刘大魁明确指出：“行文之道，应以‘神’为主导，而‘气’则起到辅助作用。”并且进一步阐释道：“所谓‘神’，乃是‘气’之主宰；而‘气’呢，则是‘神’之运用体现。”如此一来，便将“神”与“气”之间相互依存又彼此影响的关系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一番言论固然说得相当“朦胧不清”，然而他紧接着又详细解释道：“所谓神气，乃是文章最为精妙之处；至于音节，则属于稍微粗略一些的层面；而字句呢，可以说是文章之中最粗糙的部分了。”好啦，既然他已经如此清晰地区分出了这些具体的“层次”，那咱们不妨将其颠倒过来思考，从那些实实在在的“层次”着手：首先追求字句的长短适宜以及数量多寡，同时还要留意平仄和音调是否和谐。毕竟嘛，“字句可是构成音节的规矩准则呀”。要是能够巧妙地运用好字句，那么接下来便会出现这种情况——“积累学识从而形成句子，堆积句子进而组成篇章，再将各个章节整合起来阅读，这时音节自然而然就能显现出来了。”一旦拥有了优美动听的音节之后，那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奇妙的关联——“音节高昂的时候，整篇文章的神气必定也会随之高涨；反之，如果音节低沉，那么神气必然也就低落下去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原因在于“音节乃是神气所留下的痕迹”。正因如此，当有人如这般阐述：“通过歌唱来感受面部脉络的跳动，神气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之后，原本那些较为抽象和玄妙的“神”与“气”才算是切实地有了着落，成为能够被人们仔细揣度和探寻的存在。对于学习之人而言，他们完全可以遵循“通过追求神气进而在音节之中有所收获，再借助对音节的探索从而于字句之上取得成果”这一路径，从最为粗浅的方面着手。然而，究竟要如何做才能够掌握到“字句”安排布置的精妙之处呢？对此，他却未能给出十分详尽且具体的说明，只是表示道：“虽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规律，但其中定然蕴含着某种恒定的奇妙之处，这些只可凭借内心的领悟去感知，难以用言语来确切表述”。至于实现“意会”的方法，则非“诵读”莫属了。而关于“诵读”的关键要点在于，当我们阅读古代人所撰写的文字时，应当设想自己化身为古人开口讲话一般，每一次的吞吐气息，都完全依从古人而非自身。当我们将一篇文章读得滚瓜烂熟之后，此时我的精神气质便与古人的精神气质相互交融。古人作品中的每一个音节仿佛都流淌在我的喉咙与嘴唇之间，那些与我的喉咙和嘴唇相契合的部分，正是我与古人在精神气质和音节韵律方面的相似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自然而然地就能发出如同金石撞击般清脆悦耳之声。
通过熟读成诵这一方式，当“熟”的程度达到双方相互融通、融为一体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领悟并掌握其中的“神气”。刘大櫆提出的这种从字句和音节入手，进而探寻文章内在气韵的主张，得到了姚鼐进一步的发扬和实践。他们的观点对于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自古以来，对于文章的研读就颇为讲究“诵读”这一环节，尤其是针对散文而言，更是注重“气势贯通”以及“音节之美”。如此观念，从古时起便深深扎根于文人墨客的创作理念之中，并一路传承发展，直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前后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见解固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与不足之处。比如所谓的“因声求气”，实质上是有些片面且不够科学地将“气”单纯地视为音节、字句等外在的“形式”方面的问题。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它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尽管这种观点并非完美无缺，但其中确实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和采纳的精华部分。
这便是“文气”说的起源以及其大致发展历程的梗概。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探究，可以清晰地发现，自最初“气”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一直到后来“因声求气”学说的问世，整个过程呈现出不断演进与向前推进的态势。而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进程之中，韩愈无疑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且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角色。正是他率先将“气”与“言”更为紧密地相互关联，并加以审视研究，进而开创性地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气盛言宜”理论。
在韩愈所处时代之前，人们对于“气”的理解和阐释，其侧重点往往更多地聚焦于作品的“内容”层面之上，着重强调创作者自身所应具备的深邃精神境界以及高雅气质等内在素养的培育养成。即便是韩愈本人，在早期阶段同样秉持着这样的观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韩愈以后，“气”这一概念却逐渐变得具体而又形式化起来。它原本较为抽象模糊的内涵开始发生转向，朝着“音节”以及“字句”等外在表现形式倾斜。这种变化相对于原先“气”那虚无缥缈、朦胧难辨的特质而言，的确称得上是一种显着的进步。要知道，将原本抽象且难以捉摸的“气”转化成能够被切实感知以及实际操控的具体元素，这对于文学创作实践而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如此一来，创作者们便可以更好地把握和灵活运用这一关键要素，进而创作出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的作品。
然而，就在我们为此感到欣喜的时候，却绝不能对其中潜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倘若过于注重形式方面的表现，而对内容本身有所轻视，那么极有可能会催生一系列全新的弊病。毕竟，当人们一门心思地去追逐外在形式的极致完美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不自觉地忽略甚至干脆舍弃了作品内在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与强烈情感力量的有效传达。这样做的后果便是让文学作品仅仅停留在表面功夫之上，徒有其表却缺乏那种足以触动读者内心深处、令人为之动容的独特魅力。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后来才会出现众人将“文气”单纯地视作音节或者语气之类问题的现象。这恐怕跟上述所说的这种弊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吧。
实际上，我们常说的“文气”可不单单只是一个关于“音节”或者“语气”这么简单的事情哦！就像五明所理解的那样：他觉得啊，这所谓的“文气”呢，其中蕴含了两层含义。首先，也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内在所存在的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将整篇文章紧密地串联在一起，让读者能够顺着作者的思路一步步深入下去，清晰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情感。而另一方面呢，则是“气”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呈现啦。这个外在表现形式呀，指的正是大家常常谈论到的那些自然流畅的节奏、抑扬顿挫的语气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当这两方面完美融合的时候，一篇文章才能真正展现出那种独特而迷人的“文气”来，吸引住读者们的目光，让他们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