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自己做得毫无问题，而是臣子过于相信自己，自我否定了心中疑问。
朱永兴听着张煌言的劝谏，觉得颇有些道理。造神，有时候确实不是当事人的意愿，而是旁人的自发拥护和崇敬。而喜谄恶谏，也是人的本性，谁不喜欢戴高帽呢？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自然是旁人献媚邀宠的最佳选择。特别是他，对国家有大功，对民众也体恤仁厚，更是少有错漏，得到官员和民众的钦赞。
人呢，之所以犯错误，也并不是没有自醒之心。只不过初时有，时间长了却容易懈怠，被赞颂冲昏了头脑。朱永兴也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如此，但有张煌言这样的劝谏，既不伤面子，又有警醒作用，他倒很是欣慰。
“张卿说得有理。”朱永兴点头赞同，说道：“俗话说：家有倔儿不败家，国有诤臣不亡国。连老百姓都知道这个理儿，何况是饱读诗书的官员。”沉吟了一下，朱永兴继续说道：“朕屡次驳回臣下请奏，不恢复科道体制，也不学宋朝风闻奏事，实是有所担忧。”
自宋代开始，本来以封驳皇帝为核心的最高决策者为任务的谏官从丞相属官中分离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官员包括丞相的监督上，在职能上和御史逐渐接近，合称“台谏”，是为言官。
而能够让品级不高的台谏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风闻奏事”体制。“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便是相当确切的解释。
如果不仔细分析，或许会认为台谏和风闻奏事是很好的监督机制，但实际上却令人失望。特别是明代，言官经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掌握谏言、参劾大权的科道官员常常成为党争拉拢的对象，以实现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的目的。这种以敌人之是为非、以敌人之非为是的作风。很明显会让决策者真伪莫辨，让政治信息失真、失灵。上下壅蔽的现象就会危害朝廷的统治。
对于党争等明朝积弊，朱永兴是深恶痛绝的。虽然御史风闻奏事是一种传统，有利于扩大政治信息，然而对党争的顾忌使他一直难以放开此禁。党争会有吗？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是人，就有好恶亲疏。官员也是人，自然也是难以避免这种情绪。或以地域，或以脾性，或以学问深浅，或以思想意识，总会形成一个个关系比较亲近的小圈子，小圈子也可能逐渐扩大。虽然称之为党还有些过份，但有了这样的圈子。处理事情上便会所侧重偏颇，这是感情使然，或者是利益使然。
陈绍愉是比较清楚朱永兴的所思所想的。对于恢复科道传统，以及准予风闻奏事，也是相当的谨慎，便开口说道：“万岁所担心者不无道理。科道为耳目之官，职在发奸剔弊。凡大奸大恶，从未经人纠劾者。果有见闻，即据实直陈。不许徇私党比，摭拾塞责。将人已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
“微臣觉得一概视其为非亦有些过矣！”张煌言想了想，说道：“万岁担心者，是以风闻言事伐异党同、挟诈报复，若是定下出位妄言及风闻失实者，皆立加惩处的章程，或许能够避免之。”
“朕是要建立一套制度和法律，却不是张卿说得这么简单。”朱永兴苦笑了一下，说道：“嗯，总理处正在研究，或许能很快有些眉目。”
风闻也好，举报也好，也不论是实名制还是匿名，都只是得到了一条线索，最多时开启了一扇门而已，能不能立案进一步追查，还有待于专业的慎重的审核，如果说接受举报可以仅凭传说说事，那么，真正立案彻查到底，这就不会仅仅凭着一鳞半爪，似是而非的线索来定了。
风闻言事，举报接案，受理查实，依法办案……这将是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工作，也不是一两个部门能够完成的。只有完善了机构和制度，才能既保证官员的合法权益，又保证监察和反腐工作的严肃、准确和有效。
“万岁施政谨慎，圣心高远，微臣自愧不如。”张煌言明白了朱永兴的想法，不是不实行，而是条件还不够成熟，制度还要完善，所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说到风闻言事，朕便想到党同伐异。”朱永兴笑了笑，说道：“有些人本身不欲结党，但旁人却已经将其归为某党某派。比如陈卿，跟随朕时间长，估计应该属于从龙党；张卿呢，估计也被归属某党。官员们如此区分，自有他们的心思。看自己的条件与某党较为接近，便去依附亲近，或许会仕途坦荡，也或许会速加擢升。嘿嘿，这倒也是难以避免。但凭一颗公心，说起来是一句话，可要做到，却是千难万难啊！”
“万岁明鉴，这公心私心，确是难以分辨。”陈绍愉苦笑了一下，说道：“只有严刑峻法，使其凛惧，不敢私心自用，也便是了。”
“教化也不可轻弃。”张煌言作为儒家弟子，自然不会放弃儒家的理论。
朱永兴微笑点头，也不与张煌言辩论，心中却不是十分地赞同。思想道德的约束，太虚，难有实效；而只有法律制度，才能形成真正的威慑。
没错，就是要用法律制度来约束官员，震慑贪官污吏。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度也约束着平民百姓。朱永兴确实只相信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认为道德说教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再者，朱永兴也不赞同什么法外有情，起码是现阶段不想在法律上实行灵活的措施。因为，在监督机制完善之前，法外有情往往会被利用，会成为循私枉判的理由和借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