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家家，百样图卷难描画；
城城市市，万紫熙攘映千红；
……
国安似金瓯，地盛赖凤城。
以上是越南着名诗人阮晋安所写《凤城春色赋》中的一段。阮晋安活跃于黎朝时期，彼时越南国势已经开始衰颓，叛乱、谋反四起，但地方上的经济却还过得去，百姓们的负担也不算很沉重，因此还是有一些繁华之色的。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越南已经陷入了南北朝混战的状态。北方的郑主和南方的阮主在断断四五十年间打了七次大战，搞得商业凋敝、民生多艰，越南的经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了下去，并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十多年前，南北双方终于打不下去了，最终签署了和平停战协议，划定了疆界，进入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外国商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战区做生意的日子实在太令人心惊胆战了。那些杀红了眼的越南军兵们随时都可能把枪口对准前来贸易的商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如今南北弭兵，郑主和阮主都分别发布了发展农桑、鼓励商业的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而外国商人们，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从各处追逐而来。
“一百多年前，越南的君主还是一个尊奉传统儒家思想的文人，劝课农桑，鄙视商业。本来在14世纪兴盛一时的越南瓷器出口，到了15世纪末时就开始了急剧衰落，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参与到繁盛的国际贸易中并不怎么热衷。外国商人经常被拒之门外，或者遭到严格的近乎人身侮辱的检查才允许入。船上的货物也受到很多贪婪的官员的觊觎，经常被以各种借口没收。”会安港内，某艘商船艉楼甲板上，一位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正在说话。
“曾经有位英国商人因为不公平待遇而向越南国主提出抗议，越南国王直接回应‘汝等来前，吾已为东京之君；汝等去后，吾仍为东京之王；外国物品，吾国一无所求’。”这位中年男人继续说道：“说这话的越南国王很自信，因为他治下人口众多（越南北方人口尤其多），农业上自给自足的缘故，因此虽然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对外贸易却并不十分发达，令人颇为感慨。”
“不过在南北朝分治后，人家不敢如此了吧？”另一个稍年轻些的声音问道。
“也就稍好一些罢了。”中年人继续吐槽道：“而且多集中在相对势弱的南方。南朝开国之主阮潢就在会安这里设立外贸中心，彼时欧洲商人称之味‘海铺’。在那个年代，欧洲人、中国人、日本人蜂拥而至，在这里交易货物，然后销售到别的地方去。会安的贸易一度十分繁荣，名气也很大，给阮氏政权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但即便如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阮潢对此仍然不太好意思，他曾经就写信给日本朋友，说他的国家‘乃诗书礼仪之国，非市货汇集之地’，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离不开会安贸易带来的收入，大力支持海外贸易，但我内心中对这种背离圣人根本的行为是鄙视的，这只是权宜之计。”
“儒家文化圈，对商人的鄙视和压制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一个四平八稳的封闭社会，是无法有效提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便萌发出来，也会被深沉厚重的社会体制给压制住，工业上获得的利润没法投入扩大再生产，只能到乡下起豪宅、买天地，或者干脆铸成银冬瓜埋藏起来。这样的国家，迈向资本主义的速度只怕慢得令人发指，除非外力将其打破。”中年人仍在不停地说道：“越南的海外贸易获得发展，不也是在南北分治时期么？郑主、阮主打来打去，见识到了火枪、大炮的好处，见识到了新式战法的利害，明白不能固步自封当井底之蛙了。而且，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巨大的财政上的负担，也迫使双方开始寻求海外贸易的发展，不然怕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为对方击垮。越南如此，其实中国大陆何尝不是如此呢？”
说到这里，中年人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没必要。大家都是刚从中国离开的，什么不懂啊？想当年清国人平定北方、席卷南方之际，也是比较愚昧的。可接下来几十年间，被东岸人四两拨千斤地挑动了一下局势，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之后，这些起家于北山黑水的人也明白了。他们开始不再排斥对外贸易，不再排斥外国人，相反对此还很热衷。以清国为例，因为长江流域在东岸海军威慑范围以内的缘故，他们还在灌河河口营造了新的贸易中心，可见其对外交流的迫切心情。
而如果说清国因为和士绅结合得较为紧密而导致开放得不彻底的话，那么扎根于湖广、江西一带的泥腿子政权大顺，在这方面就要强上许多了。李顺政权的高层都没学过什么圣人的微言大义，对空泛的大道理也不是十分感冒，属于只看“疗效”，不听“广告”的主。什么有利他们就推行什么，什么阻碍生产力发展他们就废除掉，千方百计提高全社会的生产能力，力求将创造出来的每一分财富都投入到军事领域中去，从而能与体量比他们大得多的清国争雄。
所以说，清国、顺国之流都是被逼的。如果当初中国大陆被迅速一统的话，保不齐也是个闭关锁国，只留寥寥几个对外窗口进行贸易的模式，和隔壁日本一个鸟样。现在大陆被各方分占，彼此间互相攻伐、竞争，谁闭关锁国就等于自杀，因此整个社会的思想活跃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和商业繁荣程度，都比利时同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到了隐隐让东岸人都有些担忧的地步。
“越南贸易其实还是有所可为的，就是不知道当初你们台湾银行为何没有重视起来。”沉默了一小会后，另一个稍年轻些的声音再度响起，只听他问道：“会安这边华人、日本人、英格兰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多的是，我们的人却很少，至今甚至连正式的会馆都没有，还借住在当地的广东商人会馆，这是何道理？”
“那是因为越南人提供不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也提供不了太多越南人需要的东西，就这么简单。当然了，我也无法否认，我们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中南半岛上的诸多国家都有些忽视了，现在是时候弥补这一切了。”说话的是前台湾银行总经理邵曙光。
在初创时期就担任这家大型辛迪加企业掌舵人的邵曙光，在今年刚刚卸任总经理的职务，打算回国发展。在这么一个敏感的职位上供职这么多年，确实也是时候退下来了，不然怕是有些碍眼。要知道，他们邵氏家族三兄弟如今手握该公司20%左右的股份，是董事会内一股庞大的力量，如果邵曙光再长期把持老总职务不放的话，难免被其他股东们所不喜，因此还是退位让贤比较好。
今天他乘坐的船只隶属于移民部，是一艘经典的“短跑冠军”级移民运输船，搭载了超过一千名来自广东潮州府的战争难民。这些人的目的地是东岸本土北部的巴西地区，预计还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最终抵达。
而因为船型设计的缘故，“短跑冠军”级是没有大容量的货舱的，仅有的空间除了必要的食物、淡水、药品、水果和牲畜外，就没有多少能够拿来储存货物了。但这艘从澳门起航的船只仍然携带了相当从日本采购的铜片，销售到了越南人手里，换回了大量“东京生丝”（其实产地未必是东京，而是越南其他乡下地区）和越南瓷器。
这些越南特产商品，可以在印度、中东、东非等地卖一个好价钱，然后还可以在当地顺便采购一些商品，带回东岸本土销售，所获得的利润多少能补贴一点移民费用了。虽然可能有些杯水车薪的感觉，但总比没有好，不是么？
“现在南方开拓队正在策划、实施的南进贸易策略，就是想补上这么一环。而宁绍地区的商业资本，也有扩充这些海上贸易的冲动，所以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展开了。”邵曙光又解释道：“现在，因为自身力量的严重不足，我们需要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福建郑家的人一起都拉进来，进行贸易，而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应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
其实，目前四家一起规划的贸易路线还颇有些不足。比如，他们计划中的定海—厦门—澳门—会安—马尼拉的贸易航线，最后一段效率颇低。按照最初的想法，会安后面是要去马六甲城进行贸易的，以采买一些印度特产，然后再沿海岸线航线前往菲律宾群岛。
但马六甲现在控制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动了他们的商业奶酪之后，谁也没法保证荷兰人不会将市场向他们关闭。再加上附近海域猖獗的海盗隐患，因此他们还是暂时放弃了这一段，等以后再说。
作为南进贸易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台湾银行就打算未来在会安港设立大型货物集散中心，然后开辟通往暹罗、东印度群岛（学英国人一样，偷偷摸摸采买香料）、缅甸乃至印度的支线市场。这些小的短途航线，真要好好经营的话，商业利润还是不宜低估的，这从葡萄牙人至今仍在跑着澳门—孟加拉湾航线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所谓的短途贸易支线，无疑又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构成了严重的竞争威胁。当那些荷兰佬们发现自己的生意被抢，荷包严重缩水时，不知道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也许，当有些抑制不住火气时，类似当年在万丹屠杀英格兰商人的事件也会上演到东岸人身上，这也是个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当然扩大贸易线的好处也很多，除了利润外最大的无疑就是影响力了。你看会安现在大片的日本人、华人商业会馆，就可知这两个群体在当地贸易地位中的优势有多大了（最近二十年日本人的影响力也随着幕府的闭关锁国而快速下降），东岸人现在就希望素来山多地少的福建可以借着这些贸易线往外延伸，通过商业往外移民，最终改变当地的人口构成。
这些移民，不需要东岸自己花一分钱，而未来一旦成了气候的话——几乎是必然的，南洋最初的移民很多都是商业移民，后来慢慢将老家亲朋还有带来，慢慢形成了庞大的社区规模——反倒是东岸人扩大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地影响力的绝佳媒介。以东岸海军的强势程度，这些海外华人只要脑子不傻，都知道该抱哪根大腿。
这是长期的几十年乃是百余年的大战略，短期内是看不出任何效果的。而这，很显然也需要一个庞大的商业、航海资本在背后支持着，就看宁波当地的商人们在消化完了新得的绍兴府地盘之后，会有多少资本可以进行这种海外输出了。但不管怎样，骁勇的东岸海军肯定会尽一切力量为这种资本输出保驾护航的，不让外人占了便宜。
1685年10月30日，在结束了会安港的停靠、补给之后，搭载着邵曙光的“短跑冠军”级移民运输船也拔锚起航，离开了越南近海，全速朝印度西北部的第乌岛驶去。
很显然，这是一艘走马六甲海峡的移民船，在东岸与葡萄牙协调好利益，于第乌岛上大兴土木建设基地后，这些走马六甲海峡的移民运输船也相应地调整了航线，将此处作为旅程中一处重要的停靠点，如今这艘船就是这么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