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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年5月1日,两艘三桅帆船一前一后驶进了疏浚清淤过的灌河,然后顺着东南风一路上溯,最终停在了一个新设立的河港——响水港内。

响水港附近目前居住着数千清国居民,故此地又名响水镇,清国在这设有海关衙门(这似乎又是个从外界学到的新事物)、盐道衙门、河务衙门、响应营(使用西班牙大方阵战法的大编制营伍)、海防炮台等一系列的机构,所有小镇上的居民除少数盐工、菜农之外,基本就都是官员家属了。

另外,在稍远一些的灌河口附近,东岸人当年粗粗修建的灌河口城,也被清军利用了起来。他们在原范围上不断修缮、扩建,并参考了英国顾问的意见,加入了很多欧洲堡垒的元素,使得这座全新的灌河口城变成了一个可以容纳约两三千士兵和大量物资的中型要塞(外围几里外还修了一个容纳三千马队的骑兵营地),是响水镇的重要门户。

而在布置完灌河口一带海陆两方面的防务后,清国方面便与多年来一直私下里有所勾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联络,然后共同决定将双方的贸易地点设在此处。至于说清廷与荷兰共印度公司贸易的地点,就很多了,最初是海州,当海州港在地震中遭到极大破坏、海退三十里的时候,双方又共同协商将交易地点设在了江苏省——一个清廷刚刚设立的新省,由江南省东西分置而形成——沿海的一些地点。甚至于,有时候荷兰人还会冒险远去辽东半岛或杭州湾与清国进行贸易,也是看准了东岸海军力量不足,无法照应各处的弱点。

响水港虽然是个河港,但平心而论条件也是非常出色的,河阔水深,利于大船进出;同时河面平静,水波不兴,是一处非常优良的锚泊地。另外,灌河的腹地是素来富庶的淮安府,虽然当年让东岸人一下子搬走了五十万人,但这个人口大府的根基还在,很多未受波及的州县的人口还是很稠密的——即便是受到波及的山阳、清河、安东等县,在四野乡间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着——再加上这些年来清廷不断从人口增长迅速的江南、河南等地迁移无地或少地农民到江北垦荒定居,这些都使得江北淮安府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诸如生丝、绸缎等外贸热销品的生产也是与日俱增,这为清廷带来了极大的财政收入。

所以,综合来说英国人与清廷共同看中了这个地方,也是有其道理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贸易港口,虽然不如长江、杭州湾一带,但考虑到那里与长山列岛同为东岸海军惯常活动的区域,危险性不低,作为商人来说最好还是避开那片海域。毕竟,东岸人的海军力量严重不足,封锁长江和杭州湾都很吃力,对其他地方自然是有心无力了。

豪克斯·克利福德不是第一次来到远东了,但以前多是以水手的身份,这次在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并在伦敦购买了船只后,他终于可以以船长兼商人的身份,航行到远东进行贸易,这对他本人来说是一次不小的飞跃。

作为克利福德家族的后起之秀,豪克斯同样明白这次航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自己的叔叔死于东岸人之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大家都相信是东岸军舰抢劫了克利福德的船只)多年后,他们家族才刚刚偿清债务,并获得了一点可怜巴巴的启动资金,这次自己若是失败而归的话,保不齐家族又要从头开始了。

好在这次看起来运气还不错,一路上通行的几艘船只都令人惊喜地全须全尾地抵达了印度、澳门、厦门及响水港等地,没有如同以往那样在中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悲剧性地遭到海盗抢劫、触礁遇险、迷失航向等等。

克利福德的船只叫“乌贼”号,在伦敦打造,标准排水量460吨,拥有12门中小口径火炮,勉强称得上是武装商船。与其一同前来响水港的还有四艘同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分别是狭尾帆船“万丹”号、大型商船“皇冠”号(这两艘船历史上1671年前往台湾建立商站途中失踪)、武装商船“归来”号、“试验”号(这两艘船历史1672年成功开往台湾并建立商站,后来返回万丹途中遭荷兰人于邦加海峡俘获),都是几百吨左右的船只,载运了大量的火炮、火枪(清廷一边自制火枪一边进口,盖因英国枪质量比起清廷要好上不少,故每年还会进口一批)、板甲、望远镜、火炮观瞄称量器具等等,都是准备出售给清国的,非常好卖。

此外,船上照例还有一批在英国本土、德意志地区招募的军事人才,其中有熟悉战阵的前雇佣兵、有军事工程方面的建设人才,数量也不少,足有数十人的样子,都是东印度公司在欧洲花了大价钱雇佣来的——当然这并不会导致什么亏损,因为清国政府已经许诺将高溢价买断他们的合同,然后与他们重新签署一份高薪雇佣合同,以便让他们能够更安心地为满清朝廷服务。甚至于,如果工作出色的话,据说还有可能被编入八旗系统乃至授予爵位,前德意志雇佣军军官雷岑施泰因已经给大家做出了榜样。

“福建王、国姓爷、明国的拥护者郑成功也在厦门四处招募军事人才,据说‘飞鹰’号、‘福尔摩沙’号已经装载着大量武器和南洋特产前往厦门岛了,据说还将在那里建设正式的商站,以便长期联络,这可真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乌贼”号大副、丹麦人马丁拿着个大烟斗,在小克利福德身边小声说道。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国姓爷不断的征服行动上,但这在我看来可能性极小。去年圣诞节之前,国姓爷的船只就去了万丹和巴达维亚,四处求购铜,但都碰壁了。这个人每年通过日本贸易获取大量的铜片,居然还是不够,那只能说明他把这些铜都拿去铸炮和铸钱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统治也许正处于危机之中,因此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武器,这对于一个合格的商人来说是个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小克利福德从自己的保险柜里拿出了个钱袋,然后朝大副马丁笑着说道:“不过考虑到即便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未能成功在厦门岛建立商站,那么让‘飞鹰’号、‘福尔摩萨’号去试试运气又如何呢?也许他们会成功,也许不能,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不能这样说,我的船长先生。”马丁轻轻摇了摇头,用不甚赞同的语气说道:“在厦门建立商站,势必会分薄我们的力量,福建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他的手头是有一支相对精锐的武装部队,我记得名字叫做‘铁人军’,全数是用从葡萄牙人、荷兰人那里进口来的板甲组建的重步兵部队。这在十年前可能还有些用,但在如今的中国大陆上,这样的重步兵部队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笨拙、缓慢、消耗体力,却又不能有效抵抗子弹和炮弹的袭击,简直太糟糕了,而他还在醉心于加强这种部队的编制。另外,福建王的领地过于贫瘠,就像是瑞士和意大利北部那种连绵的山区,产出除了茶叶和少量生丝外,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他现在赖以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的途径,就只是垄断了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贸易罢了,但这种垄断的程度,比起他们家族上一代人期间还是要差上很多的。船长先生,我曾经在澳门生活过足足九年时光,对这些再清楚不过了,福建王家族的力量,在这些年里很难说是前进还是退步了,尤其是在他们带去日本交易的皮革、蔗糖、生丝、茶叶、棉布的来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

其实,马丁谈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福建郑氏一直面临的困境,即东岸人的势力在珠江口一带迅速崛起,并且控制了广州、惠州二府超过一半份额的对外贸易,拉高了生丝、蔗糖等商品的市场价格,让郑氏集团难受不已。可以说,要不是郑成功尚待在明朝体制内,并从广东购回相当数量的蔗糖的话,他的对日贸易如何能够继续维系下去,也是个问题呢。所以,这就是从几年前开始,郑成功开始遣人从福建、两广搜罗人手,跨海前往台湾岛——主要是荷兰人势力未及的北部区域——垦荒的原因所在,他必须为蔗糖、皮革寻找一个稳定的来源地,不然可能会有大麻烦。

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问题,那就是郑成功现在年事已高,且身体也不是很好,前几年更是染上了一次疟疾,靠了从东岸人这里重金求购的金鸡纳霜才堪堪救了命。现在,自感时日无多的郑成功,已经开始安排接班的事情了,其长子郑经这几年就一直跟在其身边学习政略和军务,并且不断出席各类场合,郑氏集团中的人只要不是瞎子,都晓得未来自己效忠的主君将是哪个。

而郑经这个人的能力虽然不是很出众,但也不算很差就是了,用来守住基业应当不成问题。再说了,此人身边也有一些人才,比如陈永华、冯锡范、刘国轩等人,都可算是才能不错的辅臣了,郑经若能好好利用的话,未来前途还是可期的——即便最后大陆上打不过别人被击溃了,总还能退回到海上以图后举不是?

“你说得很对,马丁,我接受你的观点,现在的国姓爷是值得下注的,但不能是重注。未来怎么样,我们再看看吧。”考克斯·克利福德很满意,觉得自己去年在澳门招募的这个丹麦老海狗物有所值,对得起自己开给他的高额薪水。

“是的,克利福德船长,现在还没到下重注的时候,先让桌面上的牌再发一会吧,看看会发生什么。”马丁说道:“我在澳门时曾听一位相熟的传教士提起过,福建的国姓爷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最近不是很好,大概是涉及到日本或南洋的贸易产生的纠纷吧。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未来一旦国姓爷的部下在福尔摩萨岛的开拓越来越深入时,也许会更加升级也说不定。到了那时候,也许就是我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机会了,尤其是当荷兰人决定帮助与郑成功有仇的广东王李成栋,或者干脆帮助满洲鞑靼人皇帝的话,郑成功的日子会很难过的。我保证,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他来求我们的时候了。”

“很好,在远东中国大地这副牌桌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也坐上牌桌了。与清国和明国的贸易利润是如此之丰厚,以至于公司内很多人都在大喊‘忘记印度’了,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事实啊。马丁,享受这一刻吧,东岸人在这里的舰船数量有限,无法垄断这个体量庞大的国家——事实上我估计谁也无法垄断这个堪称第二印度的贸易宝库——现在是我们享受丰厚的贸易利润的时刻了,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满洲皇帝似乎同样关系匪浅。”考克斯·克利福德在仆人的帮助下换了一身体面的衣服,然后往身上洒了点印度进口的香水,这才在大副马丁及其他几位随员的陪同下,通过跳板下到了码头上,与清国的海关官员开始了接洽与交涉。

这一天天气很好,空气也很清新,交涉完毕的克利福德船长例行贿赂了码头官员数百英镑,然后施施然地住进了岸上一间装修豪华的客栈内,等待货物的交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