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进入了孤独的生活模式，成了标准的孤家寡人。一时间，他不知所措。每次到了吃饭时间，都要由李光前站在大门口喊上几嗓子，他才出来跟着一起去打饭。到了晚上睡觉了，他也不知道铺床，倒是知道脱衣服，把衣服脱了往墙根一扔，床上有什么就铺什么或者盖什么；没有，他就既不铺也不盖。其实那床太后在世的时候，给他留下的薄被子和布单子，就在床头墙角上放着，他不知道用。每一次吃完了饭，饭碗就扔在桌子上，下一次去吃饭的时候，李光前发现很脏，就给他拿着到洗碗筷的水桶旁去洗过；而到下一次仍然是这样。到了晚上，他总是坐在门口，望着院子大门，看着房门口和院子门口的卫兵们木偶似的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的身影，再抬头望着夜空呆呆地想心事；直到累了、困了就爬到床上一头拱到上面就睡了起来，有时候睡到半夜，要起来小便，一开始还嘟嘟囔囔说“尿尿，我要尿尿”，过了两三夜，发现没人理他，他才想起来是一个人，自己就摸着黑出溜到床下边，直接就在门里边的墙根儿解决掉。因此他的屋子里一股子尿骚味，还有其他的什么臭味儿混在一起，又騒又臭能熏死人。
太后去世之后的这些年里，一直由李光前和三个太监跟他在那一间房子里睡，凡事都由他们照顾着。他在床上睡，李光前他们迎门的客厅打地铺，所以白天日常生活也好，夜里也好，都由他们照顾着，倒也没感觉有什么不方便，只是在跟嫔妃欢娱的时候，需要让李光前等人先出去，送走了嫔妃他们再进来。而现在金军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他了，就只有他自己，因此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窝弄成了猪窝狗窝，满屋子臭气熏天。
李光前对他的这种情况有所预料，因此在第五天的时候，就找到了苏哈元帅的长史，跟他要了一张通行证式的纸条，那军官才允许他走进徽宗的屋子里。一进门儿就被熏的差点吐了出来。他又不能说什么，只好接着退出去，又去找长史要求，说：“能不能给赵佶安排个人，陪着他一起生活？他一直做王爷皇帝太上皇，这生活上的事，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这样下去，恐怕他就废了。”
长史爱搭不理地说：“我当不了家呀，他的事是朝廷定的，恐怕元帅都不好说。哦，当然元帅如果同意也行。你的意思是，你跟他一起生活？”
李光前说，“你们安排我的话也可以呀，最起码我对他了解。不管是谁，只要有个人就行。”
可是，当他们找到元帅的时候，苏哈元帅却不冷不热的说，“他是活该。这种昏君，早死一天他就早解脱吧，你们不用管那么多。”
李光前此时也确实是从内心里同情徽宗。他是在金军第一次攻打开封、国家危急时刻进入大宋朝廷核心层当上参知政事的，不久徽宗为了推卸责任、也为了逃避，就退位成了太上皇，而他也接替杨光华当上了龙德宫使，从此便跟徽宗朝夕相处。特别是徽宗被金人拘禁以来，他跟徽宗算是同甘苦共患难的难友。从本心说，他对徽宗没大有好感。因为徽宗做皇帝时的那些花花事、那些不务正业一心胡闹瞎折腾的作为，李光前知道的很多，正是他的胡作非为，才把大宋江山葬送掉了，所以，徽宗受这些磨难应该是罪有应得。可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跟着徽宗，亲眼看着这个一直享受锦衣玉食、荣华富贵无比的人一步步到了现在的程度，他确实觉得太过残酷，也太过可怜。尽管他也知道，杨光华最近给他的指令，是要摧垮徽宗的精神。很明显，徽宗的精神正在一步步地垮掉。但他也说不清什么原因，看着徽宗的样子，从内心里又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他觉得，即使徽宗在这里死去，也不要死得那么惨、那么难看、那么凄凉。正因此，他才向长史和苏哈元帅提出了这个要求。
李光前对苏哈说：“元帅，您大人大量，他是一个落魄的君王，一个过气的人物，就算他罪该万死，可只要他活着，毕竟是一条生命。外人靠近他，可能不太好，有违监管规定，要不就让赵桓跟他搬到一起去住？赵桓是他的儿子，又是长子，他搬过去的话，赵桓的院子还能空出来，给您节省一套，再安排其他人，或者做其他的用途。”
苏哈对这个李光前有些无奈。李光前明明也是一个囚犯，并且是赵佶身边的人，按说，他有什么资格面见自己？凭什么能跟他这元帅说话？可杨光华有特别交代。这是从上京出发去韩州的时候，就专门交代过的，要求他多关照这个李光前，特别是在对赵佶父子的问题上，要多听李光前的意见。元帅毕竟是武将，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想不明白杨光华如此作为究竟为何，但不为难李光前却是能做到的。好在，这个李光前也颇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他提过要求，但凡找他，都是为赵佶的事。
此时，苏哈一听李光前如此一说，便说：“好吧，就这样。腾出来的院子呢，长史你去安排，干脆就把那些值班的警卫的官兵，安排在那个院子里，两相方便。”
其实这样的安排，长史已经想到了，他们一拍即合。长史便写了便函式的纸条，交给了李光前。
李光前回来之后，就将纸条交给了军官。那军官把徽宗和钦宗叫到徽宗的院子里，向他们宣布了元帅府的决定，又特意说：“这可是李先生替你们张罗争取来的条件，这样，你们父子也可以团圆了。但是本官要特别强调，你们住在一起，必须严格遵守，我大金朝廷的所有规矩，遵守监管改造的一系列规定，不得枉法胡为。知道吗？”
徽宗和钦宗一个劲儿的点头，满满的激动和感激。
经过军官的同意，李光前把高明和于欢，还有那三个太监也叫来，帮着钦宗把床铺桌子等搬进了徽宗的屋子里。由于在诬告事件中处理徽宗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钦宗，并且之前在给徽宗一些优惠待遇的时候，也没有给钦宗，钦宗仅拥有让高明和于欢伺候他的特权，因此才同意钦宗搬过来跟徽宗同住。钦宗则搬进徽宗那间屋子中原来的画室，这样父子两个就能互相照顾了。
而李光前和高明、于欢，就住在了徽宗院子旁边的一大间原是库房的房子里。
父子两个白天没有别的事，又不允许外出，就只能在那个小客厅的方桌两旁，坐着说话闲聊。自此，徽宗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但很显然，要想彻底转变，或者说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已经是不可能了。
就徽宗来说，这次儿子和女婿诬告他的事件，对他的打击，比太后去世还要大，堪称空前绝后。这次事件，可以说动摇了他信仰的根基，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女婿竟然诬告他，至于他们为何要诬告他，徽宗有自己的判断。他以为儿子和女婿就是想通过诬告他去立个大功，然后好获得金国朝廷的释放，以便回到宋朝去继续做官，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倘若误告他的是别人，譬如是跟随他来到五国城的朝廷原官员，甚至哪怕就是太监内侍，徽宗都不会觉得如此不可思议，所受到的心灵伤害也不会如此严重。他不禁想到，自从靖康事件之后。他和他的大宋王朝垮了、毁了，同时也有无数的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倒了大霉，病死的、累死的、饿死的，还有掉到江里淹死的，也有在山上摔死的，更有不知多少个他的嫔妃、宫女、公主被金兵糟蹋之后，像朱皇后一样而自杀徇节的。单说他自己的亲属，从太后、儿子、女儿们，嫔妃们，死了的，被金军官兵糟蹋了的有多少？数不过来，也没数过。要说这些都可以归罪为金人的恶毒凶残的话，甚至就算也有自己一份责任的话，这十五子赵鄂和女婿刘文彦，诬告他谋反这事儿，又该怎么理解呢？只能说他们太过自私。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父亲。我生养了你们，也曾给了你们无尚的荣耀和无比的富贵荣华，可你们为了一己之利，为了你们能有好日子过，你们竟然诬告我，想出了那么恶毒的主意，罗织罪名编造故事来陷害我。倘若我有一点儿的把柄在人家手里，有任何一点证据能证明我有这方面苗头的话，恐怕我的脑袋也已经搬家了，难道这就是你们希望的吗？你们就这样能立功受奖回到故乡回到宋朝吗？你们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吗？ 就算你们通过这种手段得到了你们想要的一切，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你们能睡得着觉，能心安理得去得到那一切，舒舒服服去享受那一切吗？
徽宗觉得，这件事可以说是他这一辈子遇到的最最恶心、也最最难受最最痛苦不堪的事，也是最难以启齿的事。越想对这个儿子和这个女婿的气就越大，恨也越深。可是，再转过来一想，那金国朝廷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难道自己竟然是他们那样的人？由此他觉得已经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别说什么皇上的威仪，皇上的尊容，皇上的伟大形象等等等等，就连往人前站一站，跟人说句话打个招呼，都觉得没有那个脸，没有那个资格了，甚至跟小小的太监，、厨子、御医，他都觉得没脸跟人家说话了。这么一想，徽宗像被抽掉了大梁骨一样，再也抬不起头来，提不起精神来了。
试想，如此的打击，谁能说不够沉重；如此的教训，谁又能说不够沉痛呢？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思想压力下，徽宗的日常生活也就变得一塌糊涂。他甚至想着，如果九子赵构不能来救他，不能来接他，那就早早的了断吧，生不如死，那何必还要活着呢？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也就没有了这么多的痛苦。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能让他活下去的动力，就只剩下这一点点微弱的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