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诸葛亮入蜀之初便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依据和增删秦汉旧律，
共同制订了蜀国的法典《蜀科》。此外，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
其内容包括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
诸葛亮擅治军，陈寿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就曾提到，
诸葛亮“治戎为长”。诸葛亮也曾在《论荐刘巴》一文中亲言：“运筹策于帷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
可见，诸葛亮治军有方。诸葛亮善于治军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治军以明。诸葛亮治军以明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正面来说，诸葛亮治军以明表现为：一、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
如《将苑·谨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这方面的内容。诸葛亮认为师出以律，
失律则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
“宽”、“信”、“敬”、“明”、“仁”、“忠”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
《将苑·将材》一文中要求将帅要具备“仁”、“义”、“礼”、“智”、
“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一文中说阴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赏贤罚罪”、“安仁和众”、“保大定功”、“丰挠拒谗”。
一、规定严格的法令规定。如诸葛亮亲着的《法检》两卷、
二、《军令》两卷（现存仅为《军令》十五条），制定的《八务》
三、《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便宜十六策·斩断第十四》
四、一文对不听从教令的“轻”、“慢”、“盗”、“欺”、
五、“背”、“乱”、“误”七种情形的严肃处理。
其次，以信为本。诸葛亮治军重信。诸葛亮认为，“信，重然诺也”，
也就是说，“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诚者失信，
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
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毫无用处。反之，如果用信义来鼓励将士，
将士没有不拼命效力的。因此，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
“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以信为本，就赏罚而言，
诸葛亮认为要“赏罚有信”，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
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就将帅而言，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
即“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
蜀国大臣朱褒、雍闿、高定等叛变，南中豪强孟获参与其中。
在北有曹魏大兵压境、东有孙权荆州军威胁，南有三郡叛乱的困难形势下，
诸葛亮采取了“北抗曹魏、东和孙权”的战略，
在建兴元年（223年）十月派邓芝到东吴进行修好，并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接着，在建兴二年（224年）积极进行兵力补充、整训等战役准备工作。
这样，在建兴三年（225年）初，已经具备了南下平叛作战的条件，
于是，诸葛亮在成都开始组织这次南征战役。
建兴三年（225年）五月，诸葛亮大军渡过泸水，进入益州郡。
在克服了气候、地形、运输等困难后，
在味县（今云南曲靖）以北地区追上了孟获的部队，经过激战，
击败了孟获的部队，生擒孟获。
接着，诸葛亮大军南下到达味县地区与李恢的部队会师。
随后，大军向西挺进，进兵滇池（今云南晋宁东），并分兵平定了四周的部族。
建兴三年（225年）秋。整个战役胜利结束。
诸葛亮为了匡扶汉室，统一中原，从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后兵出汉中，
对曹魏发动的五次战争。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设疑兵于斜谷，
自己率大军攻祁山。张合大破马谡于街亭，诸葛亮返回汉中。
建兴六年（228年）冬，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关，
包围陈仓，攻打二十多天，蜀军粮尽退军。
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诸葛亮派遣陈式攻占武都、
阴平。魏将郭淮带兵援救，诸葛亮亲自率军至建威，
郭淮撤退，蜀汉成功得到二郡。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蜀军包围祁山，
司马懿和张合带兵援救。李严运粮不继，蜀军粮尽退军。
张合追击蜀军至木门，被蜀军射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出武功五丈原。
因未能成功抢占北原而与魏军僵持达百余日。
秋，诸葛亮逝世，蜀军退回汉中，至此诸葛北伐结束。
诸葛亮作为军事家在历代兵家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看到诸葛亮的营垒，称赞其为“天下奇才”。
唐太宗与李靖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诸葛亮的治军之法与八阵图，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表明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史官鲜克知兵，
不能纪其实迹焉”。唐朝时亦将诸葛亮评选为武庙十哲之一，
与张良、韩信、白起等九位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
诸葛亮亦作诸多军事着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
对中国军事界有一定的贡献。诸葛亮在技术发明上亦有灵巧的表现，
如改良连弩。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阵图，直至唐代将领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
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
诸葛亮死后，蜀汉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
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
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
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
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
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
据李仪祉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
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
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
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
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
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
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
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
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
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士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
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在边疆治理上，诸葛亮重新划分行政区，增加郡的数量、
大力推进郡县制，并通过将地方态度恶劣的豪强迁往成都的策略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
同时，他还笼络当地各民族首领以及大姓氏族，
许以特权协助蜀汉政权统治蜀地南部地区。他推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官吏交流制度，
增强蜀汉政权对南部地区的管理。
除此之外，诸葛亮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先进的汉族农业技术，
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并允许汉人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生活。
另外，诸葛亮不仅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信仰，也利用当地人信奉鬼神的风俗，
宣扬封建君臣关系，强化蜀汉政权的正统性。
蜀汉西北部生活着氐、羌两个民族。由于此处是蜀汉与曹魏的边界之地，
诸葛亮希望与此处建立更有效的联系。为此，他实行以军事镇压为主、
安抚为辅的边疆治理政策。另外，他还通过重用氐、
羌民族中有较大威望的马超和姜维两位将军来加强氐、羌民族与蜀汉的关系。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
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
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着《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221年），
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
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
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
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
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223年）义作二鼎，
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
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
北宋时周越所着《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
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南朝陶弘景，
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
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1119-1125年），
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
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
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诸葛亮在政务和军事活动中，也常有练习书法。
《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
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
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他却不忘练习书法。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
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
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
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
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
“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
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
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
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
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
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
以赐夷，夷甚重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
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
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
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盛弘之撰《荆州记》载：“襄阳西北十许里，
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又载：“宅西背北临水，
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
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
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
《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
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
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成就。
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
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
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着——《琴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