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2016年进入裁判之台的。那么你是怎么进入裁判之台的。”张秋本问道
“我参加梦想剧社比较早，但2016年时，女儿有病，我也就没有了心思。梦想剧社有活动时，我也不太积极参加。也有人问过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女儿有病的事告诉他们。他们都表示理解。”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社友联系我。她说可以帮我找找关系看看能不能帮帮我救女儿。”
“当时我已经属于没有办法了。所以不论谁帮我找找出路，我都欢迎的。这样我就带着女儿的病历去给剧社了。”
“你的这个社友叫什么，是干什么的。”
“这个社友叫杨柳青，是通市文艺团的退休演员。她在梦想剧社是文艺指导，与我们这些普通社员是不一样的。”
“你接着说。”
“杨姐说，她可以帮我。不过，有些事情我要参加裁判之台，也就是第九个舞台。只有参加裁判之台的人，才会得到帮助。”
“如果能救我的女儿，我当然愿意了。所以，我参加了裁判之台。就算是参加了裁判之台的演出，我也没有意识到舞台上的演出具备着现实中决定别人生死的作用。”
“裁判之台其实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而且不是每次演出的结果都是死刑。往往一个剧本，要演上三次五次，最后的结果还是罪不致死，甚至是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在裁判之台确定一个犯有死罪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我还很奇怪，就是一个演出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参加梦想剧社的人，不就是为寻找快乐吗。这演一个戏，真的比真正的办案还要累，至于吗？”
“很快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认真了。因为有一个人被裁判死刑成立。”
“裁判成立后，杨姐找到我，告诉我裁判之台的真相。她说如果我去执行这个裁判，那么我的女儿的病就会好。她说你是警察，我既然和你说了这件事，就能保证事情一定能成。你要是不信，你到时候告发我们也可以。”
“你为什么不马上告发他们呢？”
“杨姐说了，我的女儿只有这一次机会了。我可以不信，可以放弃这次机会，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她让我想清楚。”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了，这件事虽然难以令人相信。可是我还有其他选择吗。杨姐说的对，这条路不走，我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我没有选择。我当时就是想如果不能把女儿救活，我就自首。我知道他们应该就是扑克牌系列案件的作案者，我到时候与他们同归于尽。”
“你第一次作案的时间是2016年？”
“是的，我第一次作案的时间是2016年。当时应该是扑克牌系列案件的第十案曾霞案。”
“你们是怎么作案的。”
“我并不知道作案的全部细节。执行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有各种分工，在运行时我们是各管一块。我这里主要是清理现场。这也是考虑我的工作，所作的分工。”
“你具体说一下第十案，你是怎么参与的。”
“我参与时，曾霞已经失去感知。我推测应当是使用了麻醉药物。不过什么时候用的，怎么用的，我就不知道了。”
“进门也是非常简单，直接使用的钥匙。其实前面是怎么回事，我并不知道。可是当我到了的时候，就会发现并没有当事人抵抗的情形。”
“在我来之前，留下的痕迹并不多。我只是进行一些细化的处理。我们到现场的路线都是事先确定好的。应当说，前期一定还有人在参与对被害人执行。只不过，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黄轩的手机是谁拿走的。”张秋本问道。
黄轩案中被害人的手机被从现场拿走，并在给孟强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运动轨迹，一直以来都是警方追踪的重要情况。警方现在已经锁定了几个人，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从郭玉兰嘴里掏出更有用的东西。
“黄轩的手机是我拿走的。这是事先就交代好的。我把手机放到了小区的草丛中。剩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郭玉兰关于手机的交代应当是真的，根据对她的行踪调查，她应当没有回去取过手机。
“杨柳青现在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就在黄轩案时，她还向我们布置一些事情。不过，案件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她。再后来，我就到了北山市。”
郭玉兰到北山市后的事情，就不用说了。这段时间，她一直在警方的严密监控当中。现在郭玉兰也明白了，所谓的抽调都是为抓捕自己。北山市刑警队的同志们，还在排查着相关资料，寻找着并不存在的线索。
“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咱们接着谈。”
张秋本出了提审室后，第一时间向省厅汇报，然后与乔任强通电话告知情况。
对于郭玉兰的交代，乔任强心里非常矛盾。毕竟这是自己领导下的人呀，做出这种事。
不过，当下案件的侦破是最重要的。
“刘龙吗，你马上到我办公室一趟。”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乔任强等不到开碰头会了。
“刘龙，张老那边，郭玉兰交代了。”乔任强把事情说了一遍。
“下一步怎么办，你怎么看？”乔任强问道。
“我觉得案件的情况，我们算是掌握了。可是一些重要的环节，我们还不清楚。”
“你说。”
“郭玉兰事情交代了，可是我们现在就知道一个杨柳青。其他人是谁，我们还不知道。郭玉兰也交代了，裁判之台有着一个严密体系。体系之下，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角色。”
“那么这些不同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人，还需要查。裁判之台这么严密的体系，是谁建立起来的，他建立裁判之台有着什么目的。这一切我们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