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扬地区江河湖泊众多，有如星罗棋布，地理特点造就了水运便利这个天然优势。
桓温北伐前燕时，大军由水军舰船运载，从长江以南的姑孰出发，北上直抵黄河以北的枋头。这是因为江、淮之间有邗沟，黄、淮之间则有鸿沟，分别连通其间水系，桓温进军至金乡时，因天旱水浅，还曾命冠军将军毛穆之自巨野泽掘运河三百里，引黄河入汶、清二水。
而在淮南郡的寿春，向南有芍陂、淝水、巢湖，巢湖是江淮重镇合肥的天然屏障，与长江之间则有濡须水连接，合肥更是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
自西晋灭吴以来，南方水师经过近百年发展，无论战船种类，还是攻守器械，都比之前进步许多。大舰有平虏、金翅、青龙等型号，中、小船型则有蒙冲、斗舰、走舸等，还有拍舰、水舫、水车等数类特殊功能战船。
大舰也称楼船，一般建有三层重楼，高达十数丈，船只四面又有女墙防护，置有弩窗矛穴，甲板装有人力抛石机，在水面上居高临下，既能远攻又能近战，船后往往还曳有走舸数艘作为跟进。
由于地理因素，以及战马的缺乏，东晋的军队主力多为兼习水战的步军，骑兵占据的比例极低，一万人里也就一、二百骑，一旦离开水路补给线，要么困守孤城，要么军粮不继，往往陷入被动，几次北伐先胜后败，军事层面的败因都与此有关。
魏晋时的军制，普遍都是世兵制，也就是军户，分籍不与民户同列，不准与民户通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即使年老或伤残也不能退役，仍需从事后勤之类的劳役，户籍世代不得更易，因此也被时人称为兵家。
因为长期的战乱，军户兵役、劳役负担沉重，导致大规模逃亡，或为流民、盗匪，或依附于豪望大族，托求隐庇，充当僮隶、私兵，世兵制也就逐渐衰败，征发来的兵员身形羸弱，也缺乏训练，士气、战斗力都极差，因此就出现了募兵。
比较知名的，如东汉末年，灵帝所设的西园八校尉，就是招募壮丁而成。再如东晋时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就是谢玄出镇广陵时，招募骁勇之士组建，其士兵多来自郗鉴镇守京口时，所组建的流民帅军队。
前秦泾水渠在灭凉、代次年的四月末大致修成，苻坚本打算与民休息，强化内政，减轻干旱造成的损害，增加农业产出，为将来的战略预先积储。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同年七月末，自桓温向东移镇后，代其镇守荆州已有十余载的桓豁病逝，这对前秦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灭前凉同年，春三月，前秦就曾派兵走商洛道，出武关再次南攻荆北，不仅攻克了南乡，还降服山蛮数万。
不论是自均水过武当，走沔汉水路，还是自东南入新野，从陆上攻樊、邓，南乡都是如桥头堡一般的重要据点。
因此在前秦灭前凉时，桓豁就派了桓罴、桓石秀、朱序，利用水军优势，向上游袭扰沔汉沿线，缓解前凉压力的同时，也企图夺回南乡，但前凉国中贵族的迅速投降，导致这一战略未能奏效。
而在建康，桓温死后，其幼弟桓冲接掌其位，原本为了对抗桓温而联合的王坦之、谢安、王彪之，随即分道扬镳。
新帝司马曜继位时年仅十一岁，对辅政大权的争夺顿时陷入白热化，若非尚对坐镇姑孰的桓冲存有忌惮，早就互有嫌隙的三家绝不会轻易达成妥协。
王坦之出身太原王氏，从小被父亲王述娇惯，向来自恃才高，目中无人，因此率先出局。简文帝司马昱病逝前，曾仿效刘备托孤，下诏以桓温摄政，王坦之得知后，夺诏入见，当面发怒将诏书撕毁，足见其性情之偏激。
为争夺辅政之权的主导地位，作为外戚的王坦之天然占据上风，谢安却不计一时之得失，跳出盘外出了妙招，他上表请曾经在穆帝、哀帝时临朝摄政的褚太后再度垂帘。
当时三人虽同掌中枢，名位却有高下之分，王坦之为侍中、中书令、丹阳尹居首，王彪之为尚书令看似次之实为居末，谢安为侍中、尚书仆射、中护军看似居末实则居中，可局面很快就被深谋远虑的谢安扭转。
王坦之出于加强太原王氏与皇家的联系，请以族侄王蕴之女王法慧嫁予司马曜为后，司马曜的生母是发迹前曾被宫女称作昆仑奴的李陵容，他仅在名义上以追封为简文帝皇后的王简姬为嫡母，与太原王氏并无血缘关系。
王坦之提议的这桩婚事很快定下，但因司马曜尚幼，婚期进行了延后，可随即因王彪之出面反对褚太后临朝，二人被谢安架到了火上。此前成帝继位之初，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时，专决政事，一反王导时的宽和，后引发苏峻之乱，有这样的先例在，王坦之和王彪之争夺辅政大权的难看吃相，很快就在朝中被针对。
谢安则继续火上浇油，给王彪之上眼药，在朝中逢人就说：“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咨王公无不得判。”
好家伙，朝政诸事决议，要是成了王彪之的一言堂，那小皇帝、摄政太后和无所作为又好指手画脚的朝中诸公又置于何地？
王彪之为了自辩，只好上书告老，王坦之和褚太后也怕把琅琊王氏逼到桓冲那边去，赶紧给他加护军将军、散骑常侍进行挽留，予以直入禁中之权，以示信任。
东晋制度大多沿袭了曹魏，护军隶属于领军，年资重的才称将军，资历不够则称中护军，王彪之当时都六十八岁了，这加衔纯粹是个安慰，加散骑却不拜侍中，与另外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
毕竟胁迫皇室这事也是有先例的，自成帝司马衍下令土断，康帝、穆帝、哀帝在位期间，这一政令也维持下来，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侨置郡县，将隐庇的侨民编户，以增加税基、兵源。结果呢？要么死的不明不白，要么服食丹散求死。
而当时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在干啥？哀帝司马丕继位之初，王坦之、谢安、王珣等三家子弟，早已纷纷入职于展现出不臣之心的桓温麾下，其幕府中自习凿齿回襄阳闲居后，好不容易混出头的郗超差点地位不保，你们搞事别搞我啊，而哀帝司马丕的皇后王穆之就是太原王氏女，可为了家族利益，太原王氏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女儿，选择站在世家这一边。
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权臣、世家各有矛盾，相互利用，结果皇帝把局面玩崩了，两头受气。
也正是因为这些世家的表现，当时打算南下入晋的释道安才为苻融打动，借沙门掩护，自己坐居荆襄，分别遣同学、弟子，西入巴、蜀，东入江、扬，暗为前秦查探消息。
桓温死后，桓氏内部也因桓秘、桓熙叔侄企图谋杀桓冲，刚经历了一场变故，正在稳定内部、权力过度的阶段，而前秦则乘机进攻蜀地，夺取梁、益二州，荆州的桓豁压力大增，又联系桓冲在江、扬东线发动攻势以分摊压力，对于建康的政争既力有不逮，也无暇兼顾。
趁着桓冲回镇姑孰，掌握中枢的三家又围绕着京口，开启了新一轮明争暗斗。此前桓温北伐前燕，以郗超之计谋得京口兵权，枋头之战大败而还后，移镇广陵，为挽回声望，先后诿过袁真，擅行废立，诛除殷、庾，虽令朝中畏惧，但由此引发的乱子也是一桩接一桩。
前秦则不断兼并扩张，对江左的威胁日益增加，京口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
上游的荆州，襄阳居沔汉之中，水路上通汉中，下抵武昌，北岸不远又是淯水与汉水交汇处，可从水路北上南阳郡治所宛城。
京口在建康以东，传马朝发夕至，对岸江北就是广陵县，这里是邗沟连通长江处，也称中渎水，当时因广陵郡临海，这条水道沿途人烟稀少，沼泽遍布，不时发生淤塞，碰上枯水期，水军都玩不转，下船走陆路大规模进入，那就是自讨苦吃。
再就是开头提到的合肥，自濡须水北上，入巢湖经合肥，由淝水至寿春入淮，上游有汝水、颍水，下游有涡水、泗水，颍水可至许昌，泗水接连彭城，从江淮到黄淮，大半个中原都囊括其中。
而从北方南下，一旦突破濡须口，得以进入长江，下游的建康与长江中游就会被割裂开来，桓温当初移镇姑孰，正是以此威胁北面的建康，濡须水汇入长江处的东岸就是姑孰所属的于湖县，与南面的芜湖县同属丹阳郡。
三家争夺京口兵权，其实在桓温死后就开始了，当时作为各方妥协，以吴国内史刁彝，出任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卢悚起事时，负责看守废帝司马奕的人就是刁彝。
刁彝早年曾为父报仇，因经历相似，得到桓温赏识，最终却未得重用。吴国内史是刁彝当时看守司马奕时出任的职官，其实就是临时来当个牢头，吴郡是陆氏的大本营，他一个北人又家族衰败，根本没实力叫板，其本官与之后拖延为桓温写锡文的袁宏一样，都是尚书台下的吏部郎。
而谢安自哀帝时离开桓温幕府后，至桓温病死，担任吏部尚书已经十年有余。桓温死后不久，袁宏随即升任东阳太守，他在桓温幕府中长期不得志，但少年入仕之初却是受谢尚提拔，早已打上了谢氏故吏的标签。
刁彝之子刁逵、刁畅、刁弘都不注重名誉，都亲自经商营利，广置田产多达上万顷，蓄奴数千人，而且为了搞钱毫无节操，赌档、放贷也是寻常，而且还纵容手下设局诓人参赌。刘裕年少时就被刁逵坑过，后来刁逵追随桓玄篡晋，被起兵讨伐的刘裕所杀，家中子侄无论长幼，几无幸存。
刁彝死后，王坦之以外戚身份，在京口兵权的争夺中占据优势，仿照此前庾氏兄弟、褚裒出镇的先例，出任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可兵权到手却也离开了中枢，率先出局。
桓温死前，入建康吊拜简文帝司马昱时，当时三家联合抗衡桓温，王坦之与谢安率百官在新亭郊迎，桓温设宴相邀，暗地里命部曲于隔壁埋伏。
王坦之因此前撕毁司马昱以桓温摄政诏书一事，心中十分害怕桓温当场翻脸，于是向谢安问策。王坦之的儿子王愉，在哀帝司马丕死后，娶了桓温之女桓伯子，司马奕被废位时，双方也曾有过联合。
谢安从容回以：“晋祚存亡，在此一行”，随即陪同赴宴。
二人察觉是鸿门宴后，曾当着司马昱之面怒撕诏书的王坦之，席间惊慌失色，紧张到汗流浃背，手中笏板拿倒了都未察觉。
谢安却能维持镇定，神态自若的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
一句话就让桓温笑着撤去伏兵，因为谢安敏锐的抓到了关键，不仅放下身段，谦称自己，尊称桓温，还抬高吹捧其为诸侯。
桓温虽然手握重兵，甚至擅行废立，但与王谢这种顶级门阀比起来，桓氏还是略有逊色，而他早年因行伍经历，一度被这些高门子弟蔑称为老革，因此始终渴望得到这些顶级门阀的支持和认可。
可由于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以及对土断政策的维持，已经从次级士族转变为藩镇军阀的桓温，与想要维系对江左政权主导地位的王谢高门，注定走不到一起。
而在成功化解桓温带兵入朝的危机后，原本齐名的王坦之、谢安，可以说是高下立判。王坦之向来高傲，急躁、欺软怕硬、固执的性格，更是与父亲王述如出一辙，经此一事后心中本就生出郁结，后来又因出镇丢了辅政之权，更是郁郁成疾，次年就病死在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