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父亲给我们讲过，他调到西安新单位后的情况。这个学院地址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坐着直升机在西安东郊的上空盘旋，发现顺着灞河南岸，有一片叫白鹿原的丘陵，不高的山势连绵起伏树木葱郁，不仅隐蔽性好便于保密。且离西安市50多里不算太远，比较符合建院的要求，他命令手下做了细致的调研，最终把院址选在了这里。
父亲他们像战争年代一样，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下了火车坐着解放牌大卡车，驶离西安向东开去。经过了一个叫纺织城的地方，因为这里集中着好几个当时算现代化的纺织厂。汽车继续向东开，离城越来越远，农田和村舍从眼前闪过，开始走在石渣子路上，疙里疙瘩一路颠簸着，到后来连石渣子路也没有了。
我问过父亲“你从沈阳市区到了这么荒僻的地方不后悔吗”。父亲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只要组织一声令下，没有人讨价还价计较个人得失。
大卡车最后开到了灞河边的毛西公社。先期到达这里的是地质测绘和盖楼房的人员，百十号人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租用了一些民房住下来。父亲说那里的民俗习惯跟东北很不一样，当地农民住的土坯房，开始一看很奇怪，后山墙直达房子的顶端，前边是一面坡下来，房子好像没盖完只有一半，有的人家东西北三面都是这样的半边房，南边临街一个门楼围成一圈，中间形成一个天井一样的院落。
新建一所这么大的学院需要各方面的协调，西安市责成区政府大力协助，他们首先要把从纺织城到新院址的路，修成石渣子的硬道，便于汽车行走。
建院的这一片山坡，散落着一个小村子叫“寇家”，为了清理出较大的一快地，部队首先要让村民，从散在各处的民房和窑洞里搬出来，集中给他们盖了一片砖瓦房的新寇家村。
紧接着把山坡平整出几级台阶式的平地，用于盖楼房。测绘工作一完成，建院人员就陆陆续续都来了，工程是有时间限制的，挖掘机推土机都轰轰隆隆的开到了工地上。父亲说他们每天早上，扛着工具，带上干粮背上水壶步行七、八里地到工地上干活，到晚上回到毛西村住下的时候，人就累的散架子了，最要命的是饿，父亲是干部待遇，比干活的工人粮食定量少5斤，但是却和工人们一样干活，一样的出力，他一米八几的大块头，三十多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根本就吃不饱。幸亏有母亲寄来的黄豆，父亲实在饿的慌就抓两把炒熟的黄豆吃。
半年以后楼房盖起来了，有了住的地方，父亲他们不用来回跑路了，为了抓紧施工他们就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一次下大雨抢救水泥，所有能用来遮盖的篷布都用完了还是不够，父亲脱掉自己身上的军用雨衣，又把被子也拿来盖在水泥上。大家都照着他的样子做，使国家财产免受了损失。
依工程师和北京调来的石工程师，负责楼房的总体设计，父亲是负责上下水管道和暖气管道的设计。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父亲拿着蓝图手把手的和工人一起做接头、下管道。总是一身泥水的父亲，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不仅立了功，还得了一块瑞士手表的奖励。
西安市政府派人来工地慰问，放了一场露天电影，带了两扇儿猪肉，对立功受奖人员的特殊奖励是二斤点心票。部队领导在答谢的时候说，这是西安人民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我们要用更大的努力赶紧施工，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父亲说“当时最高兴的是领到两斤点心票，心想可以吃顿饱饭了”。第二天领导批准他和其它几个也领到票儿的人，坐上部队进城拉货的卡车，来到了东大街，供应点心的地点是五一饭店，父亲看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有的围着被子坐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们半夜两点就来了，长长的队列一眼望不到头儿，他们顺着人流拐了几个弯儿才找到队尾。等啊等，时近中午也没有看到五一饭店的门。父亲心想我哪有这个时间等下去，他把票儿送给了别人，找到部队的卡车就回去了。
饥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生活只剩下了对吃饱肚子的追求，从此我体会到了苦难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