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终于没有发，我们躲过了一劫。但是好像我的念叨有用了，没过几天父亲从沈阳回来了，他三十岁的样子，一米八几的高个儿，身材魁梧脸型方正声色如宏，是典型的东北大汉，看见父亲回来我们当然高兴，但都却生生的躲在旁边看着他，好像当时东北大老爷们的做派，就是要让孩子怕。但是谁作业写的好谁有优点父亲还是会夸一夸，记得我四岁多的时候村里请戏班子，来唱了一出儿评剧“刘巧儿”，回来我就学着唱腔到处边比划边唱，“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呀啊，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啊，我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要自己找婆家呀啊”！大家都用手指头刮着我的脸蛋儿说：“羞羞羞你知道什么是婆家呀”，父亲把我拉过来说“唱的不错她们都白看戏了啥都没学会，你说想要什么下次回来给你买，”我说“要花裙子还有小红皮鞋”。可是后来父亲并没有给我买小红皮鞋，早就忘到脑后去了。
父亲是营建技术员，是不穿军装的在编军工，编制上和军人一样待遇，由于他工作积极表现出色，年年都会立受奖功，我家墙上挂满了他的奖状。
父亲回来第二天带我们去了火车站，从我家门口的街道向东，走三百米左右的样子，有一个老道口横在铁道上，铁道的路基比庄稼地高出很多，我们得沿着斜坡走上道口，那个时候车速慢，到路东边去的人都从这个道口跨过铁轨，我们上了道口向北走，那是车站的方向，车站离我们“平房店”大概有两里地。紧挨着铁道枕木下石头子儿的旁边，是一条很窄的小路，路的旁边是一个斜坡，上面长满了槐树条子，我们沿着小路走不远，铁路经过西河时就变成了桥，我们叫它小洋桥，这时候铁轨边的小路就没有了，我们看看前后没有火车的影子，就快速从小洋桥上走过去，然后继续沿着小路走了一里多，看见了一个炮楼，那是日本鬼子当年侵略我们的时候修的，炮楼是钢筋水泥的非常坚固，所以一直没人去拆它，再往前走了半里地就到了火车站。
站台上有个牌子写着《高山子》三个大字，这是一个只有慢车才停的小站，水泥铺的月台边上有一排大瓦房是候车室，站内交错盘横的铁轨边，有一个火车变道时扳道岔的小房子，越过车站上横七竖八的铁轨我们来到车站的东侧，走不远有一条半工业化的商业街出现在眼前，这里有公家经营的商店，磨面粉的机器、豆腐房、肉铺、榨油的油房，还有电影院和饭馆，街道两旁有摆摊儿的叫卖的很是热闹，离这条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房子，院墙高高的大铁门紧闭着，好像是什么单位，这条街可能是为他们服务才兴起的。父亲给我们买了点花生瓜子和糖块，然后就去买了一袋白面，一桶油和一条子肉豆腐什么的，这些东西当年只有吃商品粮的人，拿着户口本粮本才能卖给你。买完东西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晚上村里的叔叔大爷们，还有生产队长都来看我父亲，他们坐在院子里，边喝茶边聊天，夏日的黄昏一抹晚霞烧红了半边天，归巢的鸟儿在大柳树上抢占属于自己的枝叉，叽叽喳喳的。清风习习，静谧的小村庄突然有了生气，父亲是公家的人，回来一次就成了村里的大事，我们小孩子拿一片席子，把院子打扫干净铺到地上坐下，又凉快又能分享院子里的热闹气氛，母亲拿来一条长长的，艾蒿草编成的一个大辫子，在院子里点燃，一缕青烟伴着蒿子特有的香味，在院子里飘渺，蚊虫都望风而逃了，月亮升起来了，清亮亮的夜空下，我在小院子里感受到从来没有的安适。最后父亲和母亲还邀请了，这些叔叔大爷们明天都来我家聚餐。
我们家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招待客人时孩子和女人都不能同桌吃饭，等客人走了剩下什么就吃什么，我记得当年经常会有姑奶姨奶（也就是我爸的姑和姨）来我家，因为奶奶一直跟着我们家，所以虽然奶奶去世多年，她们也一直认定这是她们的娘家。母亲是礼数非常周到的人，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着招待客人，宁可自己和孩子都不吃，也不能让客人挑出礼来，因此亲戚朋友都愿意到我家来。
父亲在家呆不了几天，见过长辈请亲戚朋友吃过饭之后，就要帮母亲干点地里的活儿，这天父亲在菜园子里锄草我在里边玩儿，东院小丫她家的菜园和我们家的菜园只隔着一个黍杆夹的帐子，刚好小丫她妈也在他家菜园子里，只听小丫他妈大声说“他老叔啊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你家建华就被打扁了，”然后就凑在帐子跟前低声跟父亲嘀咕起来，我七哥大名叫柳建华。
小丫她妈人长的很好看，穿衣服也总是村里最时髦的，她有个外号叫“老快”村里所有的最新消息，都从她的嘴里添油加醋的，以最快的速度广播出来。小丫她大爷没成家和她们一起过，小丫她妈有两个男人养着，不用到生产队去劳动，风吹不着日晒不着，有时候帮人说说媒得点钱财，日子过的像她的皮肤一样滋润。
晚上父亲从菜园扛着锄头回来了，母亲正在堂屋炉灶边做饭，我在屋里玩着听见父亲好像在跟母亲说着什么，后来大声骂起来很难听，说娘毒辣，没有好心眼子，但没听见母亲出声，父亲把锄头摔在地上转身向院外走去，我很害怕，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吵，他那像雄狮般的声音吓的我缩做一团儿。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这样居高临下，不止一次的这样对母亲发火，可是母亲却从来不辩解不吭气。
父亲很快就回沈阳上班去了，母亲的面容总是笃定而豁达，从来不把内心的任何情绪带给我们，她一如既往地对待我们所有的孩子，在母亲跟前我感觉什么都不是事儿，但是在父亲刚走后的那一段时间内，我发现在没人的时候，她会一边干活一边自己哼一个小调，“小白菜呀遍地黄啊，小小年纪没有娘啊，小白菜呀遍地黄啊，衣破鞋破谁来缝啊。小白菜呀遍地黄啊，流落街头没人疼啊”。她的眼神儿里透着深深的忧伤。
庄稼地里到处都是高高的青稞子，房前屋后被遮挡的密不透风，我感觉被淹没了，天黑以后高粱叶子在风中悉悉索索的响动着，仿佛地里藏着鬼怪，每到这个时候我自然就会想起村里那些可怕的传说，
据说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周围好多村子里都出现了恶鬼，他窜到哪家哪家就会死人，昨天还好好的人，今天突然上吐下泻，挺到第二天人就死了，左邻右舍院子里都停着死人，连棺材都来不及做，挖个坑儿就埋了，我爷爷是个热心人十里八村都有威望，谁家有事他就去搭把手。
“话说村西头有一家，一个壮汉也得了这种病，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们家烧了很多黄裱纸，口中念着大仙儿保佑，然后让他把纸灰喝下去，又熬了几天没想到这人竟然活过来了，他悄悄地跟人说他见到了阎王，阎王翻了一下生死簿说：“你的寿期还没到回去吧，去把柳老锁叫来，他到期了，”柳老锁是我爷爷的字号儿。与此同时我大伯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群小鬼儿从后门进来说“阎王有令，“柳老锁跟我们走”，大伯醒了惊出一身冷汗，正在这时奶奶来敲门，说老大老大快起来，大伯赶紧开门出来，奶奶带着哭腔说，“你爹上吐下泻止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大伯想到刚才的梦，吓的褪都颤抖了，没过几天爷爷就去世了。紧接着我爸也得了这种病，他那时二十岁上下还没成家，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药可吃，只能挺着，上吐下泻的折腾了几天，家里人看他不行了，晚上就把他放在当街一个石碾子上，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上父亲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了，看着他瘦骨嶙峋瞪着两只失神的大眼睛，家里人都吓坏了，伯父大着胆子说“你是人还是***亲说我饿了想喝点粥，大妈赶紧熬了一碗面汤，父亲喝下去之后有了一点精神，说“这个病就是烧心，五脏六腑都烧，你们把我放在冰凉的石碾子上，又让大雨这么一淋，我就觉得不那么烧了就活过来了”。
其实当年可能这拨传染病已经到了尾声，又加上父亲年纪轻所以就扛过来，这段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家乡十里八村的人提起来就谈虎色变，迷信的村民相信这是鬼在作祟，从此在夜黑风高的时候，人们心中的鬼神，就拢也拢不住的从四野里跑出来吓人。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是可恶的日本鬼子搞的细菌战，残害了很多中国人。我心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仇恨，从此就种下了根儿。
秋天是沉甸甸的，苞米棒子鼓胀胀的从杆儿上歪下来，高粱穗子胀红了脸耷拉着头，棉花在地里白花花的张开了嘴，还有大黄豆的角儿，快要鼓破了就等着收割了。最忙的季节来了，母亲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抢收庄稼，那时候一切劳作都是人工的，那种辛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但是母亲好像不知道累，除了生产队的劳动以外，她还要干一种活儿，生产队收割完大豆运走了，母亲就在午休时，把掉落在地上的豆粒一个个捡起来，这样一个秋天她就能捡几升豆子，新鲜的黄豆在锅里炒熟撒点盐吃起来真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