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鲤的这番举动大出高务实意料之外，但想想却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沈鲤从翰林院外放部衙的时间并不长，然而他的年纪却并不小，今年已经五十有八。都不必说别人，想想张居正当初入阁才四十出头就知道，要沈鲤现在不着急，那的确很难。
哪怕张学颜效仿郭朴当年，一到七十岁就坚决请辞致仕，可等到沈鲤顺利接替他入阁，也已经过了六十，这实在有点太迟了。
但沈鲤的这个做法却让高务实很不痛快，因为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而对于他高务实本人，则还要反过来，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张学颜在辽抚任上虽然主持了几场大战，但他和高务实不同，他只负责调度，仗是李成梁去打的。他自己擅长的其实还是施政细节，尤其是当他在户部任上及作为主管户部的阁臣搞出了《万历会计录》之后，更是以熟悉财政而着称。
因为熟悉财政，他对高务实格外重视，也成为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铁杆盟友，与吴兑一起形成了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两大臂助。如果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入阁，很可能导致许国与沈鲤的联盟反压高务实和吴兑一头。
实学派本身是改革派，然而许国和沈鲤都是实学派内部的保守派。保守派不是说就不肯改革，只是对于改革的力度、步伐的大小与被天下人视为激进派的高务实不同。
高务实早年其实也不被视为激进派，当时朝廷高层都觉得高拱才是激进派，高务实反倒是个能让高拱保持克制的存在。
事实上高务实被当做激进派还是近期的事，从开藩禁算起，到“收拢天下财权”达到顶峰，高务实的改革力度之大，已经让很多人心惊胆战。
这就是文官政治的弊端之一，文官政治对于维护国家稳定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它有一个痼疾，就是轻易不敢尝试改变——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可能出现的不稳定。
小幅度的改变是可以的，这是一种自我修正，文官政治也有这种自发性的功能。但过大、过急的改变则不被他们所认可，或许他们洞悉了后世的一句名言：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
高务实认为自己的改革都是有基础的，也有足够的力量与手段保证不会“扯到蛋”。可显然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认知差别客观存在，高务实觉得不会，保守派还是觉得会。
换言之，如果沈鲤真的取代了张学颜，实学派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实力对比就会出现变化，高务实接下去的处境也会变得相对艰难起来。
然而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或应对，高务实一时半会儿也还理不出个头绪。
按理说，以针对李成梁为手段，迂回打击张学颜的声望，这个圈绕得有点大。毕竟张学颜虽然和李成梁共事足足八年(张学颜隆庆五年被高拱用为辽抚，万历五年因拓边宽甸六堡之功召回并升任户部尚书)，但当时李成梁是没有文官派系背景的，李成梁明确成为心学派背景武臣是在张学颜回京之后的事，并且其中还有数年过渡。
这么看来，以李成梁之失攻击张学颜，顶多只能说张学颜当时为李成梁所作的报功奏疏有问题，比如说虚功实报、讳败掩过之类。
但这也很难办，因为李成梁过去的功劳问题在申时行的申救疏之后，朝廷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看法”，即申时行疏中所谓“倘以一计之误、一战之失而多生支节，尽没成梁百胜之功，此则臣等之所深惜也。”
换句话说，不能因为这一次战败就胡乱牵连攀扯，把李成梁百战之功都给淹没了。
皇帝今天表现的态度，其实也是以这一立场为基础的，所以他才会同意让李成梁以宁远伯回京荣养——如果他过去的功劳有问题，那这个宁远伯的世爵显然得废掉才对，还回京荣养个鬼？怕不是该回京杀头。
因此咋一看来，张学颜应该还挺安全。不过高务实始终有些不安，觉得许国和沈鲤应该不会做无用功，这件事恐怕还有后续变化。
吴兑和梁梦龙不知高务实心中的担忧，又问起他的来意，于是高务实把刚才在宫里的事大致说了说，当然说的都是能让他们知晓的那部分。
听完高务实的话，吴兑沉吟道：“杨四畏乃可用之人，其独子杨元……”
话还没说完，高务实就一怔，打断道：“杨元？”
“此杨元非彼杨元，同名而已。”吴兑解释道：“杨四畏子杨元如今在禁卫军中，而且还是日新你亲自选定拔擢的。”
高务实回忆了一下，恍然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是禁卫军第三镇第二协协统。”
吴兑笑道：“不错，日新果然强记。”
高务实诧异道：“第三镇前次曾派兵参加平定西北之乱，第二协也有出兵(但只是派了一个标的骑兵)，他作为协统即便不曾亲临，似乎也该有所奖赏，怎么现在还是协统么？”
梁梦龙插话道：“他现在是以第三镇副统制兼第二协协统。”
高务实点了点头，也明白了吴兑之前那话的意思：杨四畏的独子杨元既然是禁卫军的人，而且还是自己选拔上来的，那么杨四畏肯定倾向于自己一边。
果然吴兑接着道：“原本因为有这层关系，若杨四畏调任辽抚，则辽东之事便好办了。但此番皇上念及旧情，以李如松回镇辽东接替李成梁，我恐辽东仍然多事。”
梁梦龙也皱着眉头，道：“李如松此前也在京营呆过几年，漠南之战时还有斩将之功，这次平定西北又立下大功。以他回镇辽东，从能力上而言倒也并不为过。
只是李如松此人个性张扬，与其父李成梁不可同日而语。我曾听闻他在山西之时便曾口出狂言，说太原兵卒怯懦，不及辽兵果锐。这次随日新你征讨哱拜，他也没带多少山西兵马，只以随任家丁为主。
去年年底，西北事定，李如松改任宣府。巡抚许守谦阅操，李如松倚仗征西之功，竟与许守谦并坐。宣府参政王学书见之不满，斥责李如松不守规矩，李如松反唇相讥，不肯稍让，双方差点动手上演全武行……总之，我看此人不是个省油的灯。”
“差点动手”这话肯定有些夸张，不过高务实几乎能猜出当时的情况多半是这么回事：
李如松目无余子走上检阅台就和许守谦坐在一块儿，许守谦大概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奇葩事，因此虽然心中不满，一时却在犹豫是直接呵斥好，还是暗示李如松坐错了位置好。
但巡抚虽然没说话，下面的僚属必须有所表示，所以参政王学书当场发作，喝令李如松让座。然而李如松刚刚得胜归来，正是满心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刻，自然懒得搭理。王学书觉得自己受到了无视，撸起袖子就准备去把李如松拖下来。
这里要注意，王学书一介文人，肯定拖不动李如松这么个猛将兄，但他应该是认为李如松不敢反抗，所以才会有此举动。当然，李如松不理他，他面子上下不来也是个关键。
然而李如松的脑回路很不一般，站起身来就准备掂量掂量王参政的武力值，看看他是怎么敢在自己面前撸袖子的。
这显然吓坏了当时在场的其他官员乃至李如松带去的武将们，于是文武双方的下属都忙不迭上前劝架。文拉文，武拉武，好不容易才把两个人隔开，没有发生李总兵拳打王参政的政坛大丑闻。
虽然架没打起来，但这事显然惹恼了宣府巡按王之栋，连夜上疏弹劾——他是两个人一起弹劾，李如松和王学书都被劾了，惟独巡抚许守谦没事。
大家都觉得许抚台的表现没什么大问题，他虽然没说话，但这可以看做是一个文官的雅量，不去和区区武臣斤斤计较。而且大家也清楚，武将不足以同巡抚并坐本身不是朝廷规矩，只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
即便李如松不遵守这种传统，对付他也只能依靠其他手段，摆明了车马去和皇帝讨论是不行的，因为许守谦的本职是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李如松的本职是右军都督府佥事，为正二品。
非要按朝廷制度算，李如松反而应该坐首席，那还得了？高务实以兵部左侍郎身份协理京营戎政的时候，五军都督府那一票超品的国公、侯爷们，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有种把首席坐了，却让高务实坐在下手？
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说到许守谦，高务实前世并不知道许守谦是何许人也，但这一世倒是挺熟，因为许守谦是北人，是属于实学派的官员。
许守谦为北直隶真定府藁城县人，中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座师不是别人，正是高拱。不过许守谦当时的成绩比较一般，为殿试三甲第十六名。这个成绩想留京任职显然比较为难，而他当时也不是高拱头一批器重的人选，故而外出为开封府推官。
新郑县就是开封府所属，所以许守谦能去开封府踏上仕途，也意味着高拱还是比较关注他的。之后许守谦的仕途果然也比较顺利，先擢户部主事，又升郎中。到了万历三年四月辛卯，一直独掌铨务的高拱便以时任户部郎中许守谦为浙江副使。
不过他去浙江却没干多久，当年九月便以浙江副使调山西副使，负责清军驿传，兼理盐法。十一月，又以原职驻劄偏关，整饬地方兵备。
这一干就是六年，到了万历九年十月，朱翊钧升山西副使许守谦为湖广右参政。十年十一月，又从湖广右参政升为湖广按察使，没多久又调补山西按察使。
万历十二年八月，升山西按察使许守谦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十三年闰九月，以阅视叙劳，许守谦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十五年二月，朱翊钧下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守谦以原官改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
从他的履历就看得出来，他为官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干得久，要提拔之前则往南方挪一挪，呆不了多久、混完了资历又调回山西。
既是高拱的门生，又长期在山西混，高务实没法不熟。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算得上是实学派内部往晋党地盘掺沙子的一个特殊人选。
当然，说掺沙子可能不太对，应该是实学派主流合并晋党的一种体现，故而从高拱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他都始终留在山西。
而李如松争座这件事，说不定也是这次朱翊钧要把李如松调离的一个次要因素——王之栋参劾之后，虽然皇帝没有严惩，但也把王学书和李如松的俸禄都一齐罚扣了两个月，以示两个人都有不对之处。
看来吴兑和梁梦龙都觉得李如松回镇辽东不是好事，高务实听了也越发皱眉。
吴兑看了看高务实的神情，沉吟道：“日新，李如松这样的脾性，一旦回镇辽东，我最担心的倒不是他又去和巡抚争座——反正现在的辽抚是李松(咦，这俩名字可有点巧)，我担心的是他在辽东会比李成梁做得更过分。”
高务实平静地问道：“师兄所指是哪一方面？”
吴兑有些意外，答道：“自然是飞扬跋扈、不听调遣。”
高务实思索片刻，摇头道：“飞扬跋扈是没准，但不听调遣却未必。”
“哦？”吴兑看来有些将信将疑，问道：“何以见得？”
高务实答道：“李如松在我麾下作战计有两次，漠南之战与西北之战我都曾指挥过他，这两次作战，他都没有不听调遣的举动。”
吴兑还没开口，梁梦龙却摆手道：“诶，日新你这话却不尽然。此一时而彼一时，漠南之战使你是全权钦使，奉圣谕指挥诸军，而李如松那时是以神机营副将身份参战，奉你之命就是奉皇命，他岂敢不遵你军令？
而西北之战也是一样，你以七镇经略身份奉圣谕入援，又提督西北军政。李如松时任山西总兵，正在你调度之下，他岂敢不遵你军令？
然而此番他回辽东，却没有一个奉圣谕管他的人了，李松那个巡抚又是心学派之人，想必也不会去插手李如松的事，到时候谁管得着他？周咏这个总督远在密云不说，就算有军令给李如松，他也能拿李松的抚军名义回顶，让周咏去和李松扯皮，到时候却如何是好？”
这倒是个麻烦，毕竟大明的督抚和鞑清的督抚不同，鞑清是总督管军、巡抚管民，而大明的总督和巡抚则都有管军之权，一旦李如松真的拿李松的所谓命令去堵周咏的口，周咏就只好先去皇帝面前和李松这个辽抚打官司了。
不过此时吴兑却沉吟道：“这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忽然想到，日新的军功别说李如松比不了，就算李成梁也比不了。李如松敢在许守谦面前放肆，或是欺许守谦并无尺寸战功，但日新不然，他却未必敢在日新面前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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