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朱慈煊的角度，允许西洋人在广州做生意是一种恩赐。
看在工厂能赚取利润，朝廷能收取关税的份上，之前给西洋人一些礼遇也无可厚非。
如今威胁到百姓生死存亡，荷兰商馆当然要立即查封，肇事的塞赫迈特号更要予以扣押。
然而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凡·科恩不那么想，他认为这是明廷对荷兰权益的侵犯。面对广州府衙派出的衙役和巡检兵，他号召商馆成员和水手们持枪自卫。
李汝珍早被瘟疫折腾得失去耐心，这次亲自带队到码头，就是为了快刀斩乱麻。见荷兰人不知死活，他也让巡检兵们装填弹药准备战斗。
眼见一场火并即将发生，凡·科恩拿着铜喇叭大声质问：“李知府，你说黑死病是我们的船带来的，有真凭实据吗？就凭一份卸货记录，还有几份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口供无法给我们定罪。我以荷属东印度公司远东代表的身份，要求立即面见天子，面见大明皇帝。”
“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若不是你们带来瘟疫，怎会那么巧，每个得病的人都碰过你们船上的棉花？”
李汝珍满以为对方肯定无言以对，然后乖乖束手就擒。没想到凡·科恩仅用一句话就击溃了指控。
“如果印度棉花有瘟疫，印度土人怎么没得病呢？船上水手怎么就没得病呢？还有，从阿姆斯特丹到中国历时七个多月，如果船上有人得了黑死病，塞赫迈特号还到得了广州吗?”
这几句反问一出，周围的荷兰人纷纷附和，一时间士气大振。
李汝珍一想也对，暗想会不会是搞错了。
然而残手朱四带过来的证据充分，广州最初几个病人确实也接触过塞赫迈特号装载的棉花，怎么看都不像是巧合。
如今荷兰人士气高涨，持枪者又有数百之多，打起来恐怕瞬间血流成河。李汝珍手里只有巡检兵算得上精锐，没有把握制服那么多人，只好再次派人向朝廷求援。
双方对峙间，码头工人也得知了端倪，很快将消息传遍大街小巷。
“瘟疫是荷兰人传过来的……”
“瘟疫是西洋人传过来的……”
“瘟疫是外国人传过来的……”
传闻越来越夸张，一面把荷兰人都描述成满身烂疮的坏蛋，一面又扩大矛盾，把矛头指向所有海外来客。
等到陈上川带着水师将荷兰舰船团团围在码头，御林军亦拉来火炮将凡·科恩制服的时候，整座广州城已经人心惶惶。
之后的几天里，广州老百姓将怒火全部倾泻到外国商人的身上。只要长着外国人的脸，走在大街上就有可能被百姓捡起石头砸。
英格兰、葡萄牙、法国等国的商馆成员纷纷跳上本国商船，然后将船驶出外海观望。就连使臣戈沙班也三番几次求见监国，表示暹罗和瘟疫绝对没有关系。
朱慈煊被各国使者搅得焦头烂额，对之前的粗暴命令也有点后悔。
要知道广东这两年的繁荣就建立在海贸昌盛上，只损失荷兰一家商馆不算什么，货还可以卖给其他西洋人。但所有西洋外商都一起逃跑，那损失就有点大了。
如果能中止瘟疫蔓延，这样的代价还算值得。然而把荷兰人全部关进大牢似乎没什么效果，病人仍然以每天十几个、几十个的速度出现。
在名医云集的史府，史树骏、张璐、喻昌等医家圣手已经放弃出诊，转为专心翻找医学典籍，试图在书里寻找治病良药。
张璐精通伤寒杂病，在《金匮要略》中找到一张古方，名曰“升麻鳖甲汤”，使用大量升麻、当归、鳖甲，再辅以蜀椒、甘草、雄黄等配药一起熬制汤药。
一些轻症病人服用之后，确实有那么一些效果。不过鳖甲和当归都是名贵药材，给一两个人服用还可以，给几千、几万人用就用不起了。
药方传出去之后，有钱人家无论有病没病，都买了一大把回家备用，价格飞涨后普通老百姓更加吃不起。
如果说这些都还能忍受，那么人手不足就让官府十分为难了。
随着越来越多地方出现病人，大量街巷被列入封锁之列。
每一条被封巷子都会传出咒骂声，还有人跪在巡检兵面前苦苦哀求，恳求兵丁大发慈悲把他们放出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瘟疫是会互相传染的，和病人封锁在同一条巷子无疑更容易染病，谁也不想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巡检兵们只能谨遵上官命令，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拒绝的话，然后把跪在地上的老百姓通通赶回自家院子里去。
这样的应对措施刚开始还是可行的，然而随着需要封锁的地点越来越多，全城数百个巡检兵再也没法全部顾及。
很多被封百姓趁巷子口的巡检兵熟睡时偷跑，还有一些人跨过邻居家的围墙跳入另一条小巷。至于从河道和六脉渠偷偷溜走的人则更多，根本抓都抓不过来。
整个四月，广州城就在这种对抗中度过，很多贫民选择离开省城返回乡下——反正码头已经没有海船靠岸，很多工厂也选择停工，街上没有生意可以做，赚不到钱还留在广州干什么呢。
五月中旬的时候，李汝珍惊讶地发现，再这么耗下去，广州城内的工商百业就快完了。
老百姓要么被瘟疫整死，要么被官府整死。现在官府非但收不上商税，还要负担被封百姓的口粮。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趁瘟疫还没蔓延开的时候，把老百姓赶回乡下。
到了六月初，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全城近三成街巷都被封锁了起来。
城外驻防的御林军奉命进城，在瘟疫出没的街口摆下路障，用刀枪勒令里面的人不要试图闯关。
明廷体恤百姓的美名被一点点消磨，有些人甚至开始怀念在清廷治下的日子。毕竟清廷的狗官没有魄力把近十万人关起来，肯定会允许他们逃回乡下避瘟。
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知府李汝珍总会想起两个问题。
为何荷兰人带着瘟疫万里迢迢来到广州，自己却不会得病？还有，为何香江岛来来去去就那么两三百个病人，轮到广州，却有成千上万呢？